高校校训建设思考

时间：2019-07-31 11:03:31 来源：免费论文网

高校校训建设思考 本文关键词：校训，思考，高校，建设

高校校训建设思考 本文简介：【摘要】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历史校训与现行校训，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回溯其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１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从校训的句式、高频词、订立主体三个方面对其演变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最后，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着重分析了校训演变中同质

高校校训建设思考 本文内容：

【摘要】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历史校训与现行校训，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回溯其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１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从校训的句式、高频词、订立主体三个方面对其演变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最后，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着重分析了校训演变中同质化问题及其三种形成机制：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校训；历史演变；制度环境

一、校训演变及其相关研究

中国古代有校训之实而无校训之名。直至近代，自西洋移植而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出现“ｍｏｔ－ｔｏ”实体及日本“校训”名称的传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校训概念才得以正式形成。“中国新式学校设定校训的做法深受西方学校文化的影响。”［１］大学校训作为“学校精神文化的历史沉淀”［２］，是其办学理念的集中表达，是凝聚和彰显大学精神的文化标识与载体［３］。大学校训承载着“引导师生修德践行，博审向学”［４］等教育使命，既是大学教育的目标也是大学教育的手段之一。因而，大学校训不仅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容而存在，更是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正因为大学校训的制度属性，一所大学的校训才会具有相当的历史稳定性，没有特殊的情况通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也正因如此，大学校训的演变才更加值得探究。从理论而言，大学校训应当遵循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免受时代场域的纷扰；但是从实践而言，大学校训所依托的组织载体———大学总是处于特定的时代场域，而使得大学校训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场域之中，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和历史事件，进而使校训演变成为一种必然。检索和分析“校训”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校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训本身的内涵、特征、功能、现状研究，以及中外校训的比较研究方面，而鲜少关注校训的演变问题。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上，检索主题词“校训演变”／“校训变迁”，剔除个别院校的介绍外，相关文献仅１６条，其中以“‘校训’＋‘演变’”或“‘校训’＋‘变迁’”为篇名词的直接文献仅５篇。李翚以其收集到的中国最早大学及民国时期大学的校训、解放后时期的２２９条大学校训、２１世纪以来新明确的４８条校训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时期大学教育理念与大学文化的价值追求［５］。王彩霞对２０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的演变、形式、内容和本质进行了专门探讨，并列出了三类特色校训：“形神一贯”的校训、“形变神聚”的校训和“无形有神”的校训［６］。其后又在《从校训的变迁看中国教育的变迁》一文中，以其收集到的１９４９年前１５６条校训和１９４９年后３８９条校训为样本，从校训形式和内容的演变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历程［７］。这两篇文章有意将中小学校训与大学校训一同纳入研究视域。赵娟则通过官方文本、文学作品与民间口述的资料收集，对中国大学校训的起源、构成、所涉权力场域与功能变化等内容进行了专门探讨［８］。已有研究成果涉及校训演变包括大学校训演变的多方面内容，但主要集中在演变历程的梳理与现状的统计，对部分存在的问题缺少更为深入的分析。此外，在校训样本的收集上主要以作者收集到的校训文本为主，缺少明确的统计范围。本文再次聚焦中国大学校训演变问题，以“双一流”建设工程所涉的１３７所高校为研究对象，收集其校训文本及其官方阐释等相关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并尝试运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对其形成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校训建设的优化思路，以期能够为大学的内涵式发展注入精神力量。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一是有助于明确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样本范围，二是这些高校中既包括百年老校，又涵盖多个高校类型，具有一定代表性，三是这些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校训制定行为更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其他高校校训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历程回溯

已有校训演变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校训进行统计和分析，本研究则聚焦于“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对其前身高校校训及其演变至今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其校训演变的阶段性与国内学者李翚基于总体校训研究总体比较一致，由于本研究收集资料中并无１９４９年确立校训的资料，故将其分为２０世纪初—４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９０年代、２１世纪以来三个阶段。（一）２０世纪初—４０年代：吉光片羽而熠熠生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或高校，乃是由近代西方大学概念演化而来，而最早的一批大学或高校，创办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在这一时期创办的高校，至今通常已逾百年或有近百年历史。清末时期的大学校训开中国大学校训之先河。清末，朝廷腐败无能，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爱国志士奋起图强，探求“教育救国”之道。１９００年，今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共同前身东吴大学创办，并提出中英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ＵｎｔｏＡＦｕｌｌ－ｇｒｏｗｎＭａｎ”。１９０５年，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并采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１９０９年，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期，提出校训“勤俭敬信”。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办学时代结束。民国时期的大学校训异彩纷呈。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随后一系列有关大学发展的法令相继颁布，启动了早期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多所高校亦陆续制定各自的校训。１９１４年，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从梁启超《论君子》演讲中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１９１５年，天津大学首任校长赵天麟确立“实事求是”为校训，并承继至今。１９２３年，北京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纪念册上首次出现“知行”标识。１９２８年，今西南大学前身以时任校长甘绩镛先生所题“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为校训。此外，还有部分高校更改了早期校训。１９３３年，原南洋公学在国立交通大学时校训为“精勤，敦笃，果毅，忠恕”，１９３７年其编印的《交通大学一览》上出现新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１９３６年，今河南大学前身镌刻“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校训于其正门内侧门楣。１９３７年，原国立音乐学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公布校训“和毅庄诚”。１９３９年，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工学院确立“公诚勇毅”为校训。１９３９年，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在其《国师季刊》中记载校训为“仁爱精勤”。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相继制定和颁布了自己的校训，制定校训一事已不再新奇，各校校训形式多样，内容异彩纷呈，鲜有重复和雷同，呈现出个性化取向。分析这一时期校训的具体内容及其提出主体发现，由本国创办的早期大学当时提出的校训多由身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所提出，多以认识论为基调，强调研究和传播高深知识，增广识文，追求真理为重。但也存在部分校训以道德论理念为内在支撑，“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倾向”［９］，如“勤朴忠实”（上海海洋大学，１９１４年）；又或以政治论理念为旨归，学担当的社会使命，如“经济匡时”（上海财经大学，１９３４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校训多遵循某单一逻辑，而较少同时涉及两种逻辑及以上。（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９０年代：平白朴实成主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９０年代，出于促进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众高校纷纷创办，但这些新建高校除外交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较少在建校初期便确立自身校训。后在１９５２年以前苏联“专才模式”为模板开展的全国院校大调整以及“十年文革”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高校一度成为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指针，鲜有基于认识论的新校训提出。”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众多高校确立的校训仍纷纷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取向。除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极少数高校以外，“双一流”建设高校前身多以“团结”“求实”“博学”“勤奋”等为核心词汇的口号式校训，缺少鲜明的个性色彩。１９８２年，今河海大学前身华东水利学院，确立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１９８５年，新疆大学在其１９３８年所立校训“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基础上凝练新校训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１９８９年，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以时任财政部部长王炳乾所题“忠诚、团结、求实、创新”作为新校训。１９９２年，中国人民大学立“实事求是”校训石。１９９３年，东北师范大学正式确定“勤奋创新，为人师表”为校训。１９９４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确立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１９９６年底，制定校训“至诚至坚，博学笃行”，于１９８８年题写。１９９９年，中国矿业大学确立“开拓创新，严谨治学”为校训。此外，今南京林业大学自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１年期间亦曾启用校训“团结、朴实、勤奋、进取”。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这一期间所订立的新校训可见，这些校训总体上以政治论为基调，往往强调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增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时代发展需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政治论色彩有所淡化，多元化趋势加强，政治论多与道德论、认识论结合使用。但是，纯粹基于认识论逻辑订立的校训仍较为少见。（三）２１世纪至今：复古与创新并存，迎来校训变更新契机。２１世纪以来，“校训的发展又迈入了更为辉煌的阶段。不少学校公开征集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校训”［１０］，现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亦在此列。这一时期的校训订立呈现出两种取向：一为复古取向，即寻根溯源，回归某一时期的老校训进行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略作修改；二为创新取向，订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校训。双重取向的校训重订举措，打破了先前校训高度同质化的局面，大学的校训文化迎来新发展。复古取向的校训重订多见于办学历史悠久、几经更迭的老校当中。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回归某一历史时期的老校训并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体现了大学的寻根意识与文化传承的情结。前者如，２００２年，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决定恢复其老东南大学时期的校训“止于至善”；２００４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其建校７０周年暨合校５周年纪念之际，恢复国立西北农学院时期所立校训“诚朴勇毅”；２００５年，西安交通大学决定恢复启用其于１９３７年公布的老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后者如，２００１年，湖南大学在其１９１７年校训“实事求是”基础上修订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２００４年，南京农业大学取前身中央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另一前身金陵大学“诚真勤仁”中各两字，以“诚朴勤仁”为新校训；２０１２年，南京林业大学在其办学１１０周年暨建校６０周年之际在其中央大学时期校训“诚朴雄伟”的基础上增加“树木树人”，形成新校训。创新取向的校训。２００３年，国防科技大学建校５０周年前夕，以江泽民同志所题“厚德博学，强军兴国”为校训，突出军事类院校特色。同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确立“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为校训。２００５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确立校训“大工至善，大学至真”，内含“工学”二字。同年，江南大学亦确立校训“笃学尚行，止于至善”；翌年，东北林业大学确立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考察该校时所题“学参天地，德合自然”为校训；２００９年，兰州大学在建校百年之际确立“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为校训；２０１０年，北京理工大学确立“德以明理，学以精工”为校训；２０１２年，广西大学确立“勤恳朴诚，厚学致新”为校训等。这一时期，工会与教代会、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等校内外组织和群体更多地参与校训的订立活动当中。新订立的校训多基于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的逻辑，少数兼有政治论逻辑“德以明理，学以精工”“求真至善”“博学笃行，明德亲民”“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等新订立的校训，重“学”亦重“德”；而像“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等校训，则不仅看重“德”“学”，亦十分注重其现实的功用。

三、“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趋势与展望

囿于资料所限，本研究重在考察高校订立或变更校训的行为及其带来的校训形式与内容的变化，而无意对各个阶段以上高校所用校训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收集“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历史校训、现行校训订立资料，得到不同历史时期部分高校首次确立或变更后的校训。（一）“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句式偏好转变。２０世纪初至４０年代期间，所新订立的校训形式多样且以四字一句式居多，并出现五字两句、三字两句等句式校训；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指针”［１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新订立的校训更加偏好四字两句式和两字四句式，且少有句式创新；２１世纪以来，新订立的校训最偏爱四字两句式，四字一句句式有所增加，对两字四句式校训偏好骤降。这种变化说明，以上高校校训句式经历了从“四字一句”到“四字两句”“两字四句”再到“四字两句”为主的偏好转变过程。在经历多重转变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当下“双一流”建设高校现行校训以“四字两句”式、“两字四句”式为主，“四字一句”式与少数其他句式并存的局面。可以看出，高校在最新订立校训时正在努力避免使用“两字四句”式校训，更加注重古典式箴言的凝练；“四字两句”式校训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句式校训将会有所增加，校训句式将更加多样化。（二）“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高频词的变化。２０世纪初至４０年代，新订立的校训除自强不息出现２次外鲜有重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７０年代则高度同质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众多高校指针；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新订立校训用词上多为“创新”“求实”“团结”“求是”“博学”等；２１世纪以来新订立的校训更加偏好“博学”“求真”“笃学”等。这说明，２１世纪以来重新订立校训的高校有意改变校训的白话之风，回归大学的知识本性。尽管“双一流”建设高校现行校训中“创新”“求实”“团结”等词汇仍然占据高频词的前几位，但是随着２１世纪订立新校训风潮的扩散，高校未来校训词汇的使用上，“创新”“团结”等词有望减少，而“博学”“求真”“笃行”等词汇可能继续增加；同时将会出现更多新的高频词汇，但是重复概率不会太高，故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化问题将会有所改观。（三）“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订立主体转变。校训作为高校的文化制度内容，其订立的主体在形式上都是高校，但是究其校训内容的确切来源与确立的过程来看，其涉及的主体除了高校自身，还受到了非高校主体因素的显著影响。高校自身内部确立校训的关键主体也不尽相同。２０世纪初－４０年代，校训订立和变更的主体多为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时任校长、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而少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及校内其他组织等。这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创办院校建校初期制定校训本身就不多见，另有部分院校校训制定情况亦不甚清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７０年代，校训高度同质化，鲜少有新校训的提出；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时任校长与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成为这一时期订立新校训的两大主体，校内其他组织或群体在校训订立中的作用亦有所显现。２１世纪以来，时任校长、校务组织及相关负责人，校内其他组织或群体成为订立新校训的两大主体，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对订立新校训的影响有所减弱。从后续发展情况来看，建校初期由创办者或首任校长制定的校训对于高校现行校训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建校初期制定校训的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本身在高校历史文化中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创办者或首任校长多为２０１声望卓著的教育家，他们对大学理念和校训有着明确定位和深刻理解。总体而言，讨论和确立新校训正逐渐成为高校民主管理范畴的事务，涉及教代会、工会等，而不再仅仅是校长或少数校务相关组织的事情，体现了校训订立主体的多元化、订立途径的民主化趋势。

四、“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主要问题的思考

（一）校训演变中的同质化问题。当前中国大学校训存在同质化、流于形式、价值取向定位不准、缺少新的教育理念为支撑等诸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同质化问题最饱受诟病。从应然层面来讲，大学校训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１２］，“即使是同等同类学校，校训也应当个性鲜明，独具特色”［１３］。这一点乃是为当下校训特征和功能研究的基本共识之一。但是就现状而言，校训之间无论是句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存在相当的同质化现象。这也成为当下校训现状问题研究的主要批判点之一。同质化本身的重复和单调，令人乏味，亦是校训流于形式、价值取向定位不准等其他问题的重要佐证。这种同质化的问题及其引发的形式化问题，甚至不禁让人怀疑学界与社会是否夸大了校训的功能性作用，发出“大学校训其实是一面无用抑或有用的旗帜，一种与宏旨无关的仪式化表述”［１４］这般的感叹。鉴于同质化问题的严重性，则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校训中的同质化问题。根据前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的研究，不难发现无论是现行校训还是历史校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现象，但是不同时期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７０年代，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高度同质化的。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同质化程度有所减轻，但主要表现为句式和用词上的趋同，校训之间完全重复和严重雷同的情形少了许多。２１世纪以来，高校校训变更迎来新契机，同质化程度进一步降低，非主流句式校训有所增加，高频词更加多样化。从应然层面的理想要求批判现实存在的问题，只能说明这是一种问题，却不能解释这种问题何以形成并持续存在。同样，如果仅仅从校训的应然特征与理想功能的角度出发，检视校训的同质化问题，不足以从根本上把握这个问题。不论大学校训在各自高校所发挥的实际功效如何，高校订立和变更大学校训都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可见，大学校训不仅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容而存在，更是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具有制度属性。就此意义而言，校训的同质化问题可以理解为高校组织订立和变更校训这一组织行为趋同的结果。（二）大学校训同质化问题的思考。对校训的同质化问题的分析，关键是要把握高校在这一过程的行为趋同的形成机制。关于组织趋同现象的研究，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组织趋同现象机制的一系列论述。迪马奇奥和鲍威尔认为，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化环境，并提出了导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趋同性的三种机制：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１５］。立足“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历程的回溯与趋势变化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共同导致了大学校训同质化问题的形成与变化。第一，强迫性机制（ｃｏｅｒｃｉｖｅ）。强迫性机制的力量在于“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不然就会受到惩罚”［１６］。对于高校而言，清末时期的一些院校订立校训多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自愿行为，但是之后的发展中，订立校训就不仅是院校的事情了。１９３８年７月，时民国政府教育部便指示全国高校制定自己的校训校歌，并呈报教育部以备核查［１７］；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５日，“教育部”发出代电：各级学校校训，经中国国民党蒋总裁建议规定为“礼义廉耻”四字，兹颁发遵照悬挂［１８］。根据前文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的历程回溯与分析发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期间，这些高校校训的同质化问题最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彼时国家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之影响，奉行“大一统”教育理念，对于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管理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在此制度环境下，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未能在法律上得以明确，能够自主管理的事务界限极其模糊，并不具备自主决定校训的能力，只能接受这种指令。第二，模仿机制（ｍｉｍｅｔｉｃ），即“各个组织模仿同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１９］。随着“十年文革”动乱的结束、照搬前苏联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实践反思热潮的兴起，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大一统”教育理念受到了冲击与挑战，国家开始关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这一时期对于高校校训的订立方面不再采用强制性指令，制度环境发生改变，高校自主订立校训的权限有所改观，但是，不少高校纷纷将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题词奉为校训。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中，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题词通常被视为高校的一种荣誉，对高校题词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高校的战略性地位，而题词的内容则反映了国家对该校的定位认知。因而，那些被题词的高校通常被视为重要的、相对成功的。这些被视为重要的、相对成功的高校，其订立校训的行为与校训内容，自然也就成为其他高校变更校训的模仿对象。故无论是中央领导或国家部门领导题词还是高校自身订立的校训内容，在用词上都体现了“团结”“求实”“创新”“勤奋”等词汇以及两字四句式校训与四字两句式校训的偏好。第三，社会规范机制（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社会规范机制强调的是社会规范产生一种共享观念或共享的思维方式，进而导致组织形式、行为的趋同。１９９８年《高等教育法》出台，首次明确回答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由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真正的法律依据。这一法律的出台本身也反映了高校的自主性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的认同。２１世纪以来，不仅仅是学界还有社会公众也对高效校训的独特性提出了显性要求，对校训的同质化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批评。对于高校而言，其面临的制度环境再次发生深刻变化。校训应当具有独特性，逐渐成为一种共享观念。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２１世纪以来多所高校订立新校训的新契机与多样化的趋势的形成。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三种机制主导了不同历史时期大学校训订立与变更行为，造成了同质化程度与方向上的差异。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整体演变的过程中，这些机制往往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只是不同阶段起主要作用的机制有所不同。此外，这三种机制归根结底都属于一种“合法性”机制。无论是校训演变的发生还是其同质化问题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高校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一种应对。政府文件要求或倡议、重要领导人的题词、社会舆论等是影响高校校训订立与变更的重要外因。当下要解决校训的同质化问题，首先，要明确句式、“博学”“求实”等符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求的核心词汇的趋同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只有内容严重雷同、某一句式或高频词汇过于集中的同质化才是真正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其次，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加以审视，充分利用和继续营造当下强调校训多样性与个性化这一新制度环境。再次，应对校训订立的主体、途径，内容渊源与直接来源、内涵指向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与阐释，避免简单地照搬和套用。此外，校训的创新应以坚定的教育理念为支撑、精巧的渠道设计为方法、以“适合”为标准，“量体裁衣”，而不能空谈“创新”而不创新。

作者:徐苏兰段鑫星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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