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简单的说都是指为了取得和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并获得利润和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
根据OECD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投资者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活动。’其中的“持久利益”是指直接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长期的关系，并且直接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的影响。OECD还建议直接投资企业应被定义为股份有限企业或无限企业，其中外国投资企业者拥有股份有限企业10%或更多普通股，或投票权，或在无限企业拥有与之等价的权力;该定义并不要求外国投资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根据IMF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由一个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或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这种直接外资涉及到一种长期关系，这一关系是对一个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反映。
在197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中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为:“本草案中使用的跨国公司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所组成的公营、私营或混营所有制企业，不论这类企业的法律形式和活动领域如何;该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行，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对策和共同策略;该企业中的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通常情况，跨国公司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同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投资体，也不是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之间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由此可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商”，既包括外国投资者，又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所以在本文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称谓。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全部资本中25%或以上来自外国(包括港澳台)投资者，该企业就被称为外国(商)投资企业。我国一般将外国(商)投资企业划分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作开发四类，从1995年开始又增加一个种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三类企业称为“三资企业”，当然现在有五种形式，但由于习惯在我国的统计中仍然沿用“三资企业”这个名称来代表外资企业。另外，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统计中为了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区别开来，分别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便于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其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在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贸易壁垒，进行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 根据联合国贸易组织的一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广泛的正面外部性，可以为东道主国提供资本，扩大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产生广泛的新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促进劳动者的技能的提高和流动，同时还会产生放大效应，促使系列产业和企业的跨国私人投资。国际折衷理论也认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将其优势与东道主国本国的生产要素结合比本国有利，但同时会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厚的资本、管理技能、销售技巧、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及企业文化等，不管企业是自愿或是非自愿。
篇二：近十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的实证分析
近十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的实证分析
摘要：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已超过国际贸易，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渗入的主要形式，我国也在近几年超过美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本文利用理论与实证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协调策略
一、 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日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它是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GDP指数逐年攀高，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来华投资。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目前，我国实际吸收的FDI存量已突破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FDI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趋势
本表为2000—2011 年的年度数据，相关数据根据近十年《中国统计年鉴》经计算整体所得。
据外资快报统计，2011年1-4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52家，同比增长8.6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88.03亿美元，同比增长26.03%。到2011年四月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1445.38亿美元，已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2011年1-3月份，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
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196.87亿美元）、台湾省
（19.15亿美元）、日本（18.31亿美元）、新加坡（14.94亿美元）、美国（8.12亿美元）、英国（6.93亿美元）、韩国（5.09亿美元）、德国（3.61亿美元）法国（2.28亿美元）和荷兰（1.73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91.31%。
分析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所吸引的外商投资总体保持着增长的态势。2000年我国初步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利用外商投资出现回升迹象，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国的FDI流入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5%和12.51%。2003年，在全球FDI总流量与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达到了新高，为535.05亿美元，。2004年我国利用外资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2005年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4 001家，同比增长0.7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略有下降，为603.25亿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 909家，同比下降4.2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46亿美元，同比增长6.40%。07，08依旧平稳上升，2009年略有下降。2010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平稳较快回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创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扭转了2009年下降2.56%的局面。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及结构分析。
篇三：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已成为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先国家。但是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以及各区域内的行业分布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内地表现出的地区差异性,既反映了资本寻求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性考虑，又显现出外商对中国各区域环境特征和优势资源的选择性利用。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及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对了解中国各区域的经济特征与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以及如何改善劣势地区条件以便更好的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趋势；区位；影响因素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二、趋势和区位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这些华人资本比较强调血缘关系和历史上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投资区位上的选择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地区。广东福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加上地理位置优越，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建设中具有显著的特点，带来了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1984年我国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其中，广东就占73.42％。90年代以来，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日渐形成，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不断抢占中国市畅与港澳台投资企业相比，虽然欧美日在华投资也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但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他们更集中在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中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湾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地区。
有关学者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变化进行研究时发现，在 1983—1999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由73.3％下降到43.5％，减少了29.85％；而中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所占的比重则由
3.8％迅速提高到24.5％，增加了20.7％。南部沿海地区减少的外商投资份额，约有69.5％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明显的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
为什么80年代和90年代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不同的区位特征，为什么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广东福建到上海江苏一带明显的区位转移?本文试图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为不分散研究的重点，本文选择广东作为80年代外资流入的典型地区，选择上海作为90年代及21世纪初跨国公司及其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典型区域进行分析。事实上，福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和广东相近的特点，江苏、尤其是苏南也是外资近几年选择的重要区域。而且，不仅是跨国公司，即使是台资，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由福建、广东北上上海、苏南的趋势。
三、决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一）成本因素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工资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正值香港处于经济转型之际，正是由于我国相对于香港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因此，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工资水平过低，可能从另一角度说明当地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因而对其的报酬也较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单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会受到侵蚀。一是由于工资成本的逐渐上升，二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低、竞争性不强。因此近年来，效率工资(每创造一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工资额)这一指标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欧美在华制造业投资主要是流向一些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就是由于该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管理效能的提高，尽管工资水平较高，但效率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要低于其他地区。决定效率工资的是人才的素质。这一点上海有着独特的优势。就全国来说，上海的科技整体水平和科技人才总体素质都比较高，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上海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6534人，居全国第二位。同时，数量庞大的工厂企业和 大型公司，为上海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优秀的管理人才。这些不但为外商投资办厂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高素质的人才资源。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而在90年代中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总部迁往上海、北京。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抉择。与国内投资者利用外资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国投资者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其中一种情形是投资于边境地区，更广义地应包含所有沿海沿边地区，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族风情和政治经济特点，对其直接投资有助于减少信息费用。另一种情形是投资于一国的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地区由于长期积累的区位优势往往更易于收集和发送各种信息。改革开放初期外商选择沿海省区及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大都市或主要城市所在地，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主要投资地，说明在这些地区投资都有降低信息成本的作用。
（二）市场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制造业子公司区位时，一般把市场规模的大小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
素。因为如果外资企业把制造业工厂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将可以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从而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一般说来，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的经济腹地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进行衡量。
改革开放初期，港台商人投资于广东福建应该说考虑了市场因素。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等，产品基本出口外销，其市场不是国内市场而是国际市场。而90年代欧美日在华制造业的投资立足点是国内市场，因此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三）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因素。外商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产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因此，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配套能力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欧美日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当程度上受市场规模和集聚经济效果的影响。集聚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城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相关企业在地域上相互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能。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随着外资对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增多，珠江三角洲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珠江三角洲在上中下游配套的生产体系与地区性整合方面，特别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集聚效果特别明显。日资企业投资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时，除了考虑生产成本、投资基础设施及地区优惠政策以外，也正是考虑到这种集聚效应。
（四）政策因素
一般说来，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外资政策是影响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对地说，大型跨国公司更注重的是对市场的占领，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其对优惠政策的敏感度弱于中小投资者。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赋予广东福建以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分别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确实起到了吸引外资，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来华投资的重要作用。
（五）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
地理位置与文化联系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的效果。
80年代，广东外资的大量注入，首先是同广东优越的地理区位，尤其是与毗邻港澳和靠近台湾密切相关的。广东的区位优势最主要表现在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特别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粤港澳的直接相连有利于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推动和促进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同时，广东邻近台湾与东南亚等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也容易受到经济先进地区的传导和辐射，产生传递效应。港澳台与广东不仅地域上相邻，而
且香港与广东语言相通，不少投资者与当地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一系列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成为海外华人进入广东的一个工具，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回避市场风险。大量海外华人资本尤其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在80年代占到中国直接投资的约2／3，这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基于华人社会网络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盟体系。
8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主要依据的是其独特的地缘、亲缘优势、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该时期外商在广东的工业投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业，以纺织、制衣、玩具、小电器等为主。对这些产业，灵活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十分突出，且并不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加工业基础相配套。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的影响下，区域竞争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推进，使得曾在开放初期在广东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地缘、亲缘优势逐渐下降；WTO的加入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使地区性的优惠政策也逐渐地丧失效力；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新经济的浪潮之下，也不再是竞争的主要优势。广东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具有其优势，一定程度上仍在吸引外资，但相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带，竞争力已大大下降。而此时东部依托中国广阔市场和完善的投资环境成为了众多企业青睐的宝地。影响跨国公司投资东部决策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市场因素。跨国公司投资东部主要是基于东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和对全国的辐射能力，希望通过对上海的投资达到立足上海、俯瞰全国的效果。二是集聚效应。东部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备，金融市场发达，人才聚集，信息集散、对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有利。另外，从跨国公司的自身成长发展的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发展战略也是影响其区位行为动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著名跨国公司在东部的投资行为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等都是出于维护公司的全球的战略利益的需要。外商对东部的产业投资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型的跨国公司集聚，二是以技术资金密集型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现代化的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对人才、产业基础以及政府的支持提出很高的要求，东部无疑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的投资地。
四、结论和启示
我国东部地区的投资已是国际竞争之地，而西部去遭冷落。因此，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一）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
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二）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三）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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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馨玥，郝华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2016成都外商直接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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