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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本文简介：今天，人口流动现象变得十分普遍，流动人口促进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本身却面临着社会融入的困境，这种现象凸显出当前我国体制与文化还存在着一些欠缺之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原因，如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流入地的社会排斥等，另一方面也有个人
相关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 本文内容：
今天，人口流动现象变得十分普遍，流动人口促进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本身却面临着社会融入的困境，这种现象凸显出当前我国体制与文化还存在着一些欠缺之处。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方面是因为宏观原因，如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流入地的社会排斥等，另一方面也有个人原因，如个人能力、收入、性格等。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困境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的原因和对策分析，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相关研究。 在此，笔者从微观角度入手， 把每个流动人口视为有融入意愿的能动个体，并且其无法改变宏观环境的限制和制约，在此基础上，从身体、时间与空间三个方面着手分析流动人口面临的融入困境，并对流动人口如何运用自己拥有的有限资本去融入当地社会做出分析。
一、 身体
城市流动人口多为外来务工人员或称农民工，教育水平较低，文化资本薄弱，从农村流入城市，社会资本也很少， 他们拥有的仅有自己的一个身体，所以男人大多从事建筑、制造等体力劳动，女人则多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 他们要靠着自己的身体来养活自己，同样，他们为了要融入所在的城市，也必须依靠自己的身体。 身体资本我们可以从身体控制和语言学习两个方面来分析。
1、 身体控制与装扮社会融入首先是形式上的融入， 形式上的融入指的是从农村的身体变为城市的身体， 农村的身体面向的是劳动，所以，表现形式为健壮、黝黑、朴实，城市的身体则倾向审美，所以要求要苗条、白皙、洋气。 流动人口要做到从身体上接近城市居民，必须从体型、皮肤、服装、发型、姿态等方面入手，摆脱农村的烙印，去努力适应城市的审美。 朱虹对餐厅里的打工妹的 研究发现，“女性务工人员为了控制体型，显得苗条与白皙，她们都吃得很少，没有人会添第二碗饭。 蔬菜每餐都会吃完， 剩下的多半是肉类。”（朱虹，2008）。她们和城市女孩一样，用名牌的化妆品，保湿的、美白的，除皱的等等应有尽有。 打工妹进行种种的身体控制和修饰目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和城市女孩毫无差异，最起码，一眼看上去并无二致。
皮肤、身材等都是无法短期内改变的，但是服装可以在最短时间让自己的形象改变，朱虹说：“穿戴品的社会意义是极具象征性的，着装是人们识别和展现社会身份的重要符号。 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坐标，包含了文化范畴及其社会等级的复杂图式。”（朱虹，2008）。为了让自己形式上融入城市，打工妹和城市女孩一样，穿高跟鞋、丝袜，佩戴首饰，发型按照最流行的样式做。 而年轻的男性务工人员则有一双备用的皮鞋逛街时穿。
2、 普通话与方言流动人口要与城市居民互动，身体控制与修饰只能是静态的印象，而互动必须通过语言，身体的控制和修饰只是做到了静态的融入，而要做到动态形式上的融入，必须要在语言上融入当地社会。 流动人口要想融入一个城市， 必须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要融入所在的小群体，这个亚文化群体基本上由同乡组成，大家来自同一个地方，说着一样的方言。 所以为了融入这个小圈子，流动人员必须要和工友说一样的方言。 其次，在已经融入亚文化群体的基础上，向外扩展，和其他亚文化群交流体，并且向主流群体靠拢，这时候就必须要说普通话，但是普通话只能起到顺利沟通与互动的功能，而要真正的和当地人毫无痕迹的互动，则还需要会说所在地区的方言，这一点在有些区域特别显着，比如广州、深圳等粤语区，是否会说粤语是判断一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重要条件。 朱虹指出：“在广州，粤语在所有的语种中最强势，是餐馆打工妹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会的语言。 ”之所以要学会粤语，她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粤语作为工作语言首先在工作的情景中广泛使用。 其次，在上街购物等需要与当地人互动的过程中采用。 第三，在需要发挥粤语作为强势语种地位的情景中采用。 炫耀自己会粤语常常是打工妹之间增加自己势力的策略之一。 ”（朱虹，2008）。 所以说方言作为社会融入的一个关键因素非常重要。
二、 时间
时间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时间是有限的，用在工作方面的时间越多，则用于生活和休闲的时间就会变少。 如果按照学界常用的四分法来分，生活时间包括工作时间、必需时间、家务时间和闲暇时间等四段时间，那么每个阶层甚至每个群体对四种时间的分配都不一样，时间分配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分层的烙印。 早在 1899 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对美国上层的有闲阶级的休闲时间做过精彩的论述。 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 他们时间的分配显然是迥异于那些上层阶级的。
马纯红对湖南长沙的美容院的工人做的调查显示，他们工作时间、必需时间、闲暇时间和家务时间在一天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1%、33.3%、20.4%、4%, 工作时间在四者中占最大的比例， 超过了 10个小时， 休闲时间仅有 4-5 个小时。 （马纯红，2012）。 而郭星华、胡文嵩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中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二者的差距则更大，“城市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很短，每天平均只有 3 小时。 而同时期北京市民的休闲时间近 6 小时，是农民工的两倍。 （郭星华、胡文嵩，2006）。
流动人口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工作仅能带给其工资收入，而很少带来职务上的上升。 因其工作场所基本都是流动人口，所以工作基本不会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只能从休闲时间入手，受制于生存压力，流动人口的休闲时间要远远小于城市人，而正是这少量的休闲时间，他们在运用中也出现了单调和庸俗的倾向。 ”三成的农民工在闲暇时间无事可做，超过四成（41.4%）的人会选择呆在宿舍里打牌、下棋或者看书，只有 3.5%的人会选择去公园等景点游玩。 “（郭星华、 胡文嵩，2006）。 新生代的农民工的情况也是如此，”问卷显示，工作之余打牌、砸金花或扳陀子的，经常或偶尔玩的比例就高达 65.7%. “可以看出有限的休闲时间， 流动人口基本都在从事着一些室内娱乐游戏，而且是和同样的外来人口一起，他们没有和城市人进行接触， 没有尝试着与当地人进行互动与交流，而是选择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郭星华把这称为”自愿性隔离“（郭星华、杨杰丽，2005）。 自愿性隔离的原因虽然说是城市居民对城市民工的整体性偏见与歧视将民工排斥在城市生活世界，之外但是无疑流动人口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刻板印象，所以为了免受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他们自己就直接不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 而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同乡团体，工友等则为民工选择自愿性隔离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口，让他们有理由不去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与互动。
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和自我污名化，必然要重新分配休闲时间，这是一种撕裂和重建的过程。 城市生活和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的乡村生活不一样，作为陌生人社会，城市居民的交往更大地要依赖于业缘和趣缘，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基本上很少会促进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所以趣缘在此就变得尤为重要。 分配在休闲时间上，那就是增加一些室外休闲，进行一些与人互动和交流的活动，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以此来展开自己的交往。 如进行一些篮球、足球等一些体育运动，在运动中休闲、进行社会交往，并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进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还可以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和社会团体，发展自己的某项爱好和特长，比如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深圳农民工街舞团“、”上海民工艺术团“ 等团体，他们在尝试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合理利用休闲时间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但是笔者更赞同一种以个人方式融入城市的方式，而不是这种以农民工或者民工的团体来开展活动，我们推崇的是，在进行休闲活动时忘掉自己身份和职业， 放掉自己肩负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单纯地享受在与人互动游戏中的那种愉悦与忘我。
三、 空间
空间是人的存在的另一种方式， 空间影响经济（藤田昌久，2005）、交往（杨·盖尔，1991），同样空间也深深地影响着社会融入，尤其是居住空间，昔日孟母三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居住空间，让其顺利实现社会化。
流动人口多居住在城乡结合处或城中村，这里属于城市的边缘空间，鱼龙混杂，有着各式各样的亚文化群体；居住条件差，人均居住面积少，水电气等配套设施不完善；多以租赁为主，有着明显的”临时性特征（雷敏、张子珩、杨莉，2007）。 流动人口的这种居住形式形成了“居住隔离”,居住隔离在国外的表现形式多为贫民窟，而国内在表现为各种流动人口居住的城市边缘。 人们活动的领域基本上是围绕着住宅而展开，居住的隔离造成了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互动的减少，而互动的缺乏则造成了双方的陌生感，加剧了彼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居住隔离使得流动人口的居住区成为了 “城市海洋中的孤岛”,使流动人口很难融入城市。
居住空间的公平是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李强，2012），实际上我们的空间隔离很大程度是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自愿性隔离”,在居住空间上其实无论是城市人还是流动人口都是自由的，是我们自己把社会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予以接受，然后以此来选择我们的居住空间。 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边缘空间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一种不正确的自我对位和认知：我是农民工，我应该住在这种地方，城市里的小区不是我应该住的。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即房屋租金价格的不同，另一个则为心理原因，边缘空间能让其有归属感， 因为那里有他的渴望群体与社会网络，这一点，多少体现了流动人口的惰性，因为他们没有为打破居住隔离自我努力。
和改变习惯的休闲时间分配一样，努力打破空间隔离是一种痛苦的撕裂，因为要离开他已经习惯的亚文化群体， 要和之前的社会支持网络分离，他要从熟悉走向一种陌生。 同样，打破空间隔离也是一种未知的尝试，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让自己融入城市的欲望满足，他不知道城市居民如何对待他，他渴望融入，但是他也害怕失败。
但是流动人口仍然要去尝试，社会融入困境有着各种经济、户籍、歧视等客观因素，但是这些都是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无法改变的，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的宏观环境，我们只能改变自己，而不是自我设限，不去尝试。 流动人口应试着表现得和城市居民一样，换一种居住环境，虽然可能会付出比之前高很多的房租。 应在休闲时间去公园、博物馆、广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认识新朋友，不卑不亢，以平等的姿态和人交往互动，慢慢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最后他们可以成功地融入那个生活的空间，而那个空间就是城市主流文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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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 虹 ;打工妹的话语策略与城市适应 [J].南 京大学学报，2008（04）。
[14] 朱 虹 . 身 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J]. 社 会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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