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本文关键词：改良，局限，国民，建议，卢作孚
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本文简介：毛泽东曾对黄炎培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提到：“要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1]7而一代船王包玉刚也曾说过：“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2] 在上述两个语境中，
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本文内容：
毛泽东曾对黄炎培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提到：“要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謇，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1]7而一代船王包玉刚也曾说过：“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2]
在上述两个语境中，卢作孚都是作为实业家而被人称赞的。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卢作孚被人铭记，要归因于他创建了以航运起家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归因于民生公司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宜昌大撤退中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
1938 年，正值抗战危急关头，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人员物资撤往后方，先是汇集于华中重镇武汉。10 月，武汉失守，华中门户大开。距离武汉三百多公里之遥的宜昌小城，瞬间被大量来自前方战场上的士兵、难民、物资、军工民营企业所堵塞。由于航道限制，下游来的大型船无法由宜昌上行至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因为川江航道只可通行小型船只。面对这“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情形尤其紊乱”的纷乱局面，[3]512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撤退工作的总负责人。他需要在枯水期来临之前，将滞留在此的三万多人和九万吨[4]417以上的物资设备撤退到重庆、巴东、万县等后方地区。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他亲自坐镇，指挥抢运工作。在充分盘算了民生公司运输能力的基础上，开创性地使用“三段式”运输方式，将航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最终顺利完成了抢运工作。这些被输送至大后方的人员和设备，生产了大量的弹药枪支及民众生活用品，为后续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卢作孚 1943 年发表的题为《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他谈到了战时运输中最紧张的这一幕：“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4]418这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码头上紧张有序的一幕幕画面，从中可见撤退工作安排之缜密周到。
“据统计仅抗战的前三年，民生公司共运了各种人员 150 余万，物资约 100 万吨，而自己却损失了船舶 16 艘，牺牲员工 100 余人，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5]9卢作孚能够在危急关头指挥若定、顺利完成撤退任务，绝非偶然。实际上，卢作孚不仅是一个实业家，而且还是一个颇具潜能的政治家，一个亲力亲为的教育家，一个眼光独到的思想家。
为四川的建设，他写下《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约 1923 年前后）、《四川的新生命》（1924）、《四川人的大梦其醒》（1930）、《四川的问题》（1930）、《四川建设施政纲领》（1936）等文章，宏观规划机关工作、军队管理、设施建造等方面的工作，涉及政治、军事、教育、经济、交通边务等。[6]
为全中国的建设，他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1934）中提出应该建立超越家庭和邻里、以国家为单位的集团生活；在《中国应该怎么办》（1936）中提出应该训练各类人才，制定并实施计划；在《论中国战后建设》（1946）中，他强调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须有计划，而中国人民应该形成最强有力的国家生活；针对物价问题，他发表《何为物价问题？何为解决方法？》（1946）一文，提出自己在解决粮食、燃料、衣服、住房、交通运输等方面问题的建议。
为建设国家，他倡导制定计划，并有秩序地实施这些计划。但一切事业的实施主体都离不开人，于是，他重视教育，并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文章，甚至提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4]239但是，这种训练并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忙得不得了的是个人出路。为了个人生活个人地位找出路，不惜用尽个人的能力找亲戚、找朋友、找……一切帮助。事实上应该认清楚，个人绝对没有出路。今天的每一个青年忙着找的出路，是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在教育上，在经济事业上，以及其他，总是想占着优越的地位，那以为是个人的出路。实在此种要求，完全是错误。”[4]244在卢作孚看来，个人的所谓“出路”没有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所以是错误的。他认为，“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都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公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看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4]69卢作孚秉承古代先贤先天下而后个人的精神，故能得到“公而忘私，为而不有”的赞誉。[7]
卢作孚希望青年超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于是多次对中国传统的国民性进行批判。
二、卢作孚对国民局限的认识与改良建议
卢作孚尽管幼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却因家贫而未能在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其思想主要来源于社会的磨砺。在担任四川省通俗教育馆馆长、主持开展以北碚为中心的三峡乡村建设中，均取得不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局面中把自己的理念贯穿到实际行动中，与他对时局的精准把握是分不开的。而他对时局的把握能力，又建立在他对国情和国民性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
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了对国民性的认识。如《大胆生产，小心享用》一文中举例说明中国人的两种美德，勤和俭。不仅农民和小生产者如此，包括许多有钱的乡下财主，吃住都跟穷人无差，说是把钱留给子孙，但也不许子孙用钱。与其说他们的财产是由增加收入集聚起来的，不如说他的财产是由节省开支集聚起来的。在《南洋华侨的两个工作》一文中，他又提到华人与别国居民的最大差别在于做事没有时间限制，而支出永远少于收入，赤手空拳到海外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立足。勤俭固然能帮助我们成就个人的成功，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发展。
1934 年 6 月 16 日，在民生公司做题为《社会生活与集团生活》的演讲时，卢作孚分析说：“自有人类以至于现在，无论为何种国家，何种民族，乃至于任何时代，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更不能离开集体生活。人都受社会生活的支配，更受集团生活强有力的支配。……中国人的集团生活，第一个就是家庭，家庭生活是永远互相依赖着的。要不是你依赖着家庭，便是家庭要依赖着你，绝对不允许脱离或解散的。”[4]249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集中体现在家庭上。
甚至于君臣、官民关系，往往也借了家庭的名义去维持，如从古到今充斥各种史书传说中的“君父”、“父母官”的说法。正因为家庭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如此之大，每个人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光耀门楣，提高自己家庭的地位。从而造成诸多“一门三进士，父子两探花”的楷模标准。这种长期的思想认识几乎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1934 年 8 月，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卢作孚对这种小集团生活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谈到：由于地理位置影响，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农业为准的社会。农业社会的安定性造成了长达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所以农业民族的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模式。扩大开来可引申为家族、姻亲、邻里、朋友社会关系。总体而言，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规范了中国人的活动。
在家庭这种强有力的社会组合下，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摆脱不了对家庭的依赖，生老病死都与家庭息息相关。家庭对我们的要求最好是能兴家，其次能管家，最不幸是败家。我们为了家庭可以披星戴月，可以蝇营狗苟，可以杀人越货。家庭关系强大到可以破坏我们其他的社会关系，至少是中间一层障壁。而邻里、亲戚、朋友的第二重社会生活，也是一种依赖关系。我们得志的时候有提携邻里朋友的义务，不得志的时候也有求助于邻里朋友提携的权利。[4]255-256所以湘军、淮军集团、军阀队伍，乃至于同乡会馆，无不打下这种生活的烙印。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重生活的保障，我们对外界的依赖更低了。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不必仰仗银行；我们需要职业的时候，不需要依赖职业介绍所。我们如果得志，自然会有许多亲戚朋友来依附，只要有亲厚的关系，奖励不必有功，犯罪不必有诛。[4]256这种种早已潜移默化的“规则”早已深入人心，从而让我们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物力与精力去应酬维护这些社会关系。
中国人的这种集团生活属性，与世界上任何民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集体组织源自于农业生活的状态，与多数早已步入现代工商业化的民族是不一样的。遗憾的是自从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后，国人的农业生活很难维持原状地延续下去。我们不得不操练新兵、不得不建立新型工厂、不得不开办新式学堂，从而降低了对原有家庭及亲朋好友的依赖关系。卢作孚明确指出了中国的当前途径只有迈步前进，追逐现代或更超越现代，不然便会遭受淘汰。[4]260“尤其明显的，需要形成最大的集团，才有最大的力量去比赛斗争。这种集团，最低限度也应扩大到以一国为单位而后止。”[4]250应该说他的这种认识是很具有前瞻意识的。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遭受战争的蹂躏苦苦挣扎之时，在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动荡局势下，在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没有像很多对时局有所了解的人那样，利用自己先人一步的见识进行政治投机或者大发国难财，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创造新的集体生活的试验中去。他利用建立四川通俗教育馆、进行三峡乡村建设、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等机会把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于是，通俗教育馆成为了省内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北碚从一个盗匪横行的三峡农村变成了整洁美观，文化底蕴深厚的花园城市；民生公司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书写了川江、长江运航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这些试验的成功证明了创建新的集团生活是完全可能的，也体现了卢作孚的实干才能。他提出成立新的依赖关系和比赛标准，而不是仅仅依从传统社会模式来判定一项事业是否应该进行。他沉痛地写道：“聪明的人们不应爱好一时结合的人群，这人群只于亲戚邻里朋友相为，而尤各为其家庭，以求一时的成功，而使失败紧紧跟随于成功之后。不应徇人们的要求--家庭和邻里朋友的要求；几十年来，上至政府，下至人民，在交通上、产业上、教育上及其社会上，有许多建设被这人们的要求毁坏得没有几处剩余：一个中华民国尤其毁坏得无法统整，尤其是值得我们猛省。因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要求，就是促起小至于一桩事业大至于一个国家四分五裂，而又相互冲突的最大原因！”[4]272其拳拳爱国之心，不能不使人为之动容。卢作孚更是指出了自己心目中复兴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4]2721935 年 10 月在广西南宁市对省党部公务人员发表演讲时，卢作孚仍在呼吁：“我们必须打破这以家庭为中心的集团生活，扩大为以国家、以民族为中心的集团生活，然后中国才有办法。否则，虽然我们也可以学外人筑铁路、办轮船、开工厂，但旧日集团生活不改变，仍旧是无用的。”[4]299总之，卢作孚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虽有局限，但仍可改良。改良的方法就是淡化家庭邻里、同事朋友乃至军队党派的小集团，注重社会和国家的大集团。如此，便可全国一心共同建设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在《什么叫做自私自利》、《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偶感佳言录）》、《中国人并不自私自利，只看社会的影响如何》、《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等一系列文章中，他或援引实例，或侃侃而谈，坚定地相信国人并不如同外界所说的那般自私自利。人皆有私心，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教育与感化，帮助他们战胜私心，将个人与地区乃至国家民族大义统一起来，实现国民性的转化，新的集团生活的建立，从而建设出一个“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8]的现代化国家。
三、卢作孚对国民性的批判的当代价值
卢作孚批评的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思想反而愈发迷茫。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于是，我们总是忙碌着学习，忙碌着工作，忙碌着所谓的奋斗。为了让自己跟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也有一些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追逐着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金钱，信奉着主宰一切的权力。为了这些，他们可以磨灭自己曾有的良知，无视自己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用尽一切手段攫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是身居高位的徐才厚、周永康之流，还是小官大贪的魏鹏远，马超群之辈，他们将曾经宣称的冠冕堂皇的信条抛诸脑后，做了金钱和权力的奴隶。
人活着，还是需要点信念的。正如美国《Asia andAmerica》（《亚洲与美洲》）杂志对卢作孚的评价：“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物质享受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3]513依照他的才干，他原本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得舒舒服服，但是他没有。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建设心目中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去了。如同他曾在《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一文中提到：“每个青年中学生，都应该认识到学校培养人才，是盼望社会成功，而不是盼望个人成功；盼望为社会谋出路，而不是为自己谋出路。而且在目前的社会之下，我们自己无出路可言；我们的出路，是建筑在社会的出路上。”[4]306这几句朴实又坦诚的话语，可否引起我们的一点深思：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我们都不应该随波逐流，将个人的事业与社会、与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卢作孚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实干家，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个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在人格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学者，一个在社会中磨砺多年却仍然不改初衷的正直的人。在七十年前那个国家危急，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正因为有了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中像卢作孚这样的人，抱着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带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当仁不让的勇气，才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才让我们数千年的中国文明绵延至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缅怀历史，尊重先烈。
注 释：
[1] 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之《前言》脚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2] [3] 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之《卢作孚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4] 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5] 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6] 本文所引卢作孚文章，均出自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版，除非引用具体文字，否则不再一一注明。
[7] 梁漱溟为卢作孚纪念馆题字。见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插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5 月第 2 版。
[8] 卢作孚题字。见凌耀伦、熊甫 编：《卢作孚文集》（增订本），插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5 月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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