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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论文怎么写（专业解读6篇） 本文简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分歧众多、百家争鸣，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的态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于辛亥革命问题的研究论文占到近代史学研究的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从不同的
辛亥革命论文怎么写（专业解读6篇） 本文内容：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分歧众多、百家争鸣，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的态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于辛亥革命问题的研究论文占到近代史学研究的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取得的相关学术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各派思想百花齐放。希望你能通过以下辛亥革命论文获得更多该方面的知识。题目：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的影响解读
摘要：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段共和国政府，而且还颁布实施了多项经济措施，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就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解读，揭示辛亥革命在经济层面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中国；近代经济；辛亥革命；影响
一、辛亥革命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的深化
封建专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重农抑商是当时经济思想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利用鸦片撬开了中国的大门，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晚清时期，清政府为解决经济危机，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洋务运动、允许私人建立工厂以及各种新政等等。
振兴工商业是晚清时期颁布新政的主要内容，允许民间自主发展资本主义，推出的政策有《商人通例》、《试办银行章程》、《公司法》等等，这些经济法规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抑商的经济传统逐步被振兴工商业的和发展实业的思想所取代。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获得大幅度提升，由此使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趋势。
大量的事实证明，任由民间自主经营、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正因如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临时约法》。
该法令规定了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使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南京临时政府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学习借鉴，大力倡导走自由资本主义的路线，并明确表示，政府不出面办实业，其彻底放弃了对经济的干预，由此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随之确立，民族资本主义成为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标志，这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
二、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相关研究显示，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GDP增长趋于平缓，但是在此之后GDP增长速度显着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民间投资、政府支出、个人消费、近代工业产值等也随之产生了一定幅度的增加，这说明辛亥革命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下面从政府政策措施和教育投入两个方面入手，阐述辛亥革命作用于GDP增长的原因。
（一）政府颁布实施的经济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1年在工商业、实业创办、兴农垦殖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建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尤其在工商业保护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颁布了《商业银行暂行则例》、《商业注册章程》等法令，法令中不仅支持国人成立中国实业公司、华侨兴办中国实业、中外共同投资，而且还增加了个人财产、工商企业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这些法令的出台，促进了当时中国实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机构设置方面，政府成立了中央实业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实业部主要负责与实业发展相关的事项；交通部与财政部负责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以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例如，交通部为保证经济运输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兴修公路、铁路。1912-1926年间，交通部负责修建公路总里程是晚清40年间修建公路总里程的12倍之多，并且转变了以往以水运为主的交通运输方式，使运输方式向铁路、海运方式过渡。又如，财政部为鼓励工商业发展，制定并实施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制度体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辛亥革命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也拓展了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晚清政府的做法相比，南京临时政府对实业经济、民族实业发展给予了高度的保护与支持，而晚清政府只是放开了私人兴办实业的条件，没有重视实业经济发展。相关资料显示，1912-1926年的企业创办数量、创办资本总额分别是1895-1911年的3.53倍、4.45倍。 自辛亥革命之后，民用工矿企业、金融类实业公司、纺织轻工业企业的数量显着增多，并发展出了一批具备较大经营规模的民族企业。
所以，从经济立法层面来看，辛亥革命为中国民族实业发展创建了有利的条件，不仅打破了封建专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而且明确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促进中国经济出现迅速增长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追本溯源，从本质上来看，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促进经济发展，是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教育改革力度加大
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教育有着紧密联系，这是因为教育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所以说教育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辛亥革命期间，临时政府大胆对清政府的教育体制进行革新，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学校系统令》等办法标准，并在办法标准中重新确立教学宗旨与教学理念，着重于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多样化人才，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具体的教育革新措施如下：其一，教育体制改革，改善原有限制教育发展的规定，重点消除教育歧视；其二，教育学制改革，将教育划分为18年三阶段四级，学习西方先进的学制体系，促进教育规范化、科学化；其三，教学内容改革，引入经济理论、实用科学、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知识内容，摒除封建迂腐的思想观念。
据统计，1912年，全国学校数量为87272所，学生总人数达到293万人，高等教育人数为13478人，相比较1909-1910年，这些数据翻了几倍。尤其在实业教育方面，在校人数较1909年和191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90%、87.8%.同时，在该阶段，留学风气十分浓厚，去国外留学的人数迅猛增加。通过上述教育革新，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为民主资本主义发展培养了大批科学、实业、教育方面的人才。
三、辛亥革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当时清朝的专制与帝制，共和政体随之建立，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积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阶级的局限性以及革命的不完全性和不彻底性，限制了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推动作用，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并未随着辛亥革命而步入资本主义发展之路。中国封建社会从正式建立直至走向消亡，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扎根较深。帝国主义列强在清道光二十年之后逐步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侵略和掠夺，尤其是在工矿企业方面的投资，已经超出民族工业的力度。
受当时客观形势逼迫，封建政权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虽然如此，只要有利可图，其便会以各种形式对商办企业进行勒索。而民族工业在当时大部分都处于设立工厂的起步阶段，其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如资金缺少、技术经验不足等等，特别是在购置外国人的机器设备时，常常会遭到敲诈。为减少封建官僚的勒索，民族工业资本家在与清政府及官员打交道时，往往会借助绅商的力量，由此使得他们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内部剥削、外部侵略的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的力量越来越虚弱，其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从而导致机械工业与手工工场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由于辛亥革命并不彻底，虽然使封建政权被推翻，但却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致使在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资本主义也未能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形式，其力量显得过于薄弱。截至1931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0%,当时的民族经济主要依靠中小企业带动，这就造成了无法有效破除自然经济局限性的局面，从而使得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依然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由于辛亥革命并不完全和彻底，致使封建专制被运用于经济领域，进而导致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体现的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
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多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被严重制约，尤其是在几次军阀混战后，使蒋介石政权获得了进一步巩固，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随之建立，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轨道随之发生了改变，民族资本只能被迫选择与之相附合，其发展之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崎岖。相关文献记载，1922年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跌宕起伏，并于1931年彻底陷入窘迫不堪的境地。
结语
总而言之，从经济视角上来看，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辛亥革命期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法令，对转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中国实业经济、培养大批实业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与辛亥革命后中国GDP快速增长有着密切关系，为此，必须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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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论文怎么写范例二：
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报刊舆论宣传的考察
摘要：辛亥革命前后, 报刊媒体日益观照革命发展态势, 相关宣传如雨后春笋, 蔚然成风。不同报章杂志、不同新闻媒体, 围绕着辛亥革命的发动与发生, 从不同角度, 使用渐次增强的力度, 对这一事件进行广泛报道和讨论。报刊媒体日益成为革命发展的有力推手, 但其报道也是瑕瑜互见, 难得全美。
关键词：辛亥革命; 报刊舆论; 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时期, 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由萌芽期到成熟期的重要发展阶段。新闻媒体及其营造的舆论气势, 对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孙中山曾说, 辛亥革命之胜利, 报纸宣传占了九成功劳, 武装起义的功劳有一成。可见新闻事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柳亚子也说“思想界中初革命, 欲凭文字播风潮。”[1]就连报界翘楚———戈公振也认为:“武昌举义, 全国景从, 报纸鼓吹之功, 不可没也。”[2]可以说, 当时报人职业意识的增强, 报界同仁力倡文人论政, 报刊媒体对革命的舆论宣传, 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表达方式, 真实彰显其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一、辛亥革命前后报刊媒体的舆论宣传
(一) 舆论准备
武昌起义发生前, 国内宣传革命的报刊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其内容大多以唤醒国人, 褒扬革命事迹为其职志。例如, 《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 (二者合称“中国报”) , 就把“立党、宣传、起义”作为自己的主要功能, 本报创办人陈少白是孙中山的同窗好友, 他为制造革命声势, 充分发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 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加以阐发,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 为此后革命的成功创设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所以, 陈少白曾自评该报为“唯一创始之中国革命报, 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枢纽也。”[3]这是比较中肯的结论。同一时期的另一期刊———《河南》的革命倾向也十分明显, 该刊总经理为留日学生张钟端, 他具有鲜明的革命意识, 所以, 该报发刊简章中明示了“牖启民智, 阐扬公理”[4]之宗旨,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警醒民众, 营造革命声势。而《民立报》则以全球、祖国、同胞的眼光, 启迪民众斗争的思想意识。“使吾国之义声, 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 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 相接相近与散漫之同胞, 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 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 而实业日昌。”“重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 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5]这些言论, 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革命高潮的到来, 做好了舆论铺垫。
(二) 舆论焦点
当时的媒体, 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
1. 抨击清政府腐败, 揭露帝国主义侵华。
激励或唤醒民众的危机意识, 是当时报刊的重要功能之一。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报刊, 迫于当时内忧外患, 瓜分豆剖的紧迫形势, 其首要刊登的内容就是抨击清王朝的腐朽懦弱, 祸国殃民, 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蹂躏人民的事实, 以此激励人民, 积蓄反抗力量。除上面的“中国报”宣传反清, 倡言革命外。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时报》, 也是揭露清廷腐朽的典型例证, 该报曾刊载一幅插画, 画中的小帆船, 在风雨如晦、大潮汹涌中颠荡不定, 旁边附着两句诗:“风雨昏昏天欲黑, 张帆暗送浙江潮”, 意在讽刺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敭 (张号筱帆) 的黑暗统治。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时报》通过揭露清政府之黑暗, 帝国主义横行, 为革命张目。该报认为, “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 并归纳了革清政府之命的八点理由:“言乎外交, 则全不顾国家之荣誉, 但求偷安于目前”, “澳门界务, 不乘葡人革命之时, 与葡人开严重之交涉”, “妄弄政策, 叠次与外人立最不名誉损失国权之借债约”, “政以贿成”, “无事时, 则待兵士过于苛酷, 视之如草芥;一旦有变, 则又顿生疑忌, 视兵士若寇仇”, “各省铁路开办既已经年, 不商之于各路公司, 不交资政院与谘议局核议, 无端而忽下收归国有之途”, “为种族观念所刺激”, “终日言不分满汉, 而满人之权利独优于汉人”。[6]诸如此类的言论, 不断激励着国人的革命思想。另外, 有的报纸则从清廷无能, 外人辱华的角度, 阐明革命的必要性, 如《民立报》 (于右任于1910年11月创办于上海) 就曾指出:“吾国近世之现状每因外交而牵及内政, ”“帝国主义群盗之骤至, 岂有于强邻阴谋暴露之际, 犹复自觅一解以为慰藉”[7]等等言论。面对此种迫在眉睫之事, 腐朽的清政府却奉行“宁赠友邦、不与家奴”[8]之意旨, 不思拯救, 苟且偷生。
2. 宣传武昌起义, 响应形势发展。
武昌起义爆发后, 各类报刊积极报道首义经过, 在舆论上起到了鼓舞和指导起义的作用。起义当日, 《民立报》反应迅速, “本社微求各处革命军见闻录, 有至占地来者, 如愿惠赐, 用人不惜重赏也。本馆因销数多印不及, 每日出报太迟时, 为阅者所话责。今特改良办法, 暂停告曰数星期, 两面皆印新闻, 候机器到时再放大纸张, 想必为阅者所欢迎, 而素登告曰者, 当格外原谅也, 此启。”[9]这则声明对起义新闻报道的渴求程度如此明显, 摆脱了单纯的商业气息, 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为革命制造声势, 证明其支持革命的坚定性。
随着形势的发展, 一些大报对起义进行追踪报道。例如, 武昌起义未满一周就创刊的《大汉报》, 其初期宗旨是为激励军心, 声援起义, 号称“以言论造成民国, 鼓吹共和”[10];汉口保卫战开始后, 该报又连续数版刊登战争进程, 最多时一天7个号外。此后, 为鼓动清军反正, 该报连续数日刊印发动清军起义投诚的白话文, 派人分发汉口租界清军阵营, 很有效果, 清军中被鼓舞而逃走者达万人。
远离首义之区的山东, 虽然宣布独立又取消独立, 但新闻媒体响应形势发展的事实仍然不能忽视。1911年11月15日创刊的《齐鲁公报》, 在武昌起义不到一月, 就积极配合当地革命党人行动, 一方面, 该报报道当时官绅的慌乱情景, “鄂事变起,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济南尤甚。有钱之道台, 多携眷逃往青岛德租界”, 另一方面, 又报道当时山东经济受影响的惨状, “自鄂军起事, 电至东邦, 官银号即受恐慌, 几乎倒闭, 月余来取钱者拥挤……绅民纷纷有迁居于南山者, 有迁居于租界者……学堂在先亦大有散学之势”。更主要的是, 该报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 “独立乃人心所向, 人心即天心也。山东斯举可谓顺乎天而应乎人矣。”[11]其顺应革命潮流的倾向跃然纸上。
二、辛亥革命前后报纸媒体宣传的不足所在
“中华民国之创造, 归功于辛亥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 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为有力而且普遍。”[12]报刊舆论之宣传, 成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推手, 为革命的爆发立下汗马功劳。但也不容忽视, 在舆论宣传过程中, 报刊的话语取向和表达力度也明显受历史局限影响而瑜不掩瑕。
(一) 舆论宣传瞻前顾后
在宣传革命过程中, 一些报纸的态度很复杂, 有的积极中含有消极, 有的态度前后矛盾, 有的态度暧昧不清, 等等, 说明部分媒体对革命前途的担忧。以上海的《时报》为例, 该报对革命的宣传整体较为积极, 但常常心存芥蒂:“夫以今日革党之起事, 其志在于推翻政府, 组织共和;然以民智未开、民德未进、民力未长之国, 内有顽然不悟之旧政府, 外有狡然思逞之诸强国, 该党迷于一向急邃发难, 此在吾侪未免常怀忧危, 以为不啻孤注之掷”。[13]《时报》认为, 民智、国情、时机皆不成熟, 革命党仓促“发难”, “孤注之掷”, 革命前途难料。
有的报刊则对革命定位过高, 脱离实际。《民立报》刊登的《中国革命宣言书》认为:“万国和平之的, 系于中夏政治之修明;政治修明之朝, 依于民主立宪之成立。革命既成, 共和自观, 周道如砥, 足以供万国之观瞻”。[14]“足以供万国之观瞻”的评价, 过于理想化, 说明革命初期, 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之偏差。
(二) 办报过程弊端丛生
革命派报刊本身也有多种缺陷。特别是办报初期, 即使是孙中山和他主持的兴中会, 都未充分认识到媒体舆论的重要作用。因此, 尽管《兴中会宣言》第一条就规定:“设报馆以开风气”[15], 但实际工作中, 报刊宣传工作却十分薄弱。1900年以前, 革命派主要靠发行小册子和口头宣传, 不断煽动反清情绪。然而, 由于封建思想、维新改良的干扰, 加之革命派与广大民众接触较少, 革命反清并未形成大的气候。直到1899年, 兴中会已经成立近5年, 日本华侨中, “其风气之锢塞, 闻革命而生畏者, 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 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 不过百数十人而已。”[16]这种局面, 不能不说与宣传不力无关。当革命活动屡屡遭挫后, 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于是有革命派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报” (前已提及) , 报刊的作用开始有所体现。但是, 认识到报刊的重要性, 并不能代表革命派会利用报刊的功能, 例如, 《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主要是配合某次具体的起义而进行“鼓吹”和发动, 并未进行系统而周密的理论策划, 革命反清并未在人们思想上形成共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革命派在舆论氛围中的整体形象。
正因如此, 虽然革命派的报纸经过了精心策划, 但效果甚微。以《中国旬报》为例, 登载文章多为革命者自说自话, 读者对此基本没有反应。有时, 革命者为迎合部分群众对清王朝认识不清的心理, 甚至借用立宪派的言论装饰门面。有时, 革命派报刊流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 忽视人民群众的主动地位, 将其宣传范围限制在资产阶级范围之内。这些弊端, 都在某种程度上对革命的宣传和发展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报纸对事件的报道, 不仅仅是忠于事实, 更重要的是其对事件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潮的正确理解和揭示, “报纸不仅报告事实, 对于重要问题, 且独立加以评论, 且其评论乃以个人之丰富知识为根据, 有时可以超越普通仅由事实观察者之意见, 甚且超越一报纸之意见因而成为一般公众之意见, 是即为舆论”[17]。辛亥首义成功, 固然与革命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但是革命者正确掌握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从新军中各种报刊等宣传资料, 到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小集子, 都能深刻反映出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真挚感情。虽然, “其余之各官吏, 则观望中立, 以视革命军与政府之胜败。政府而升, 则仍服从政府;革命军而胜, 则即服从革命军”。但是, 从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评判中也能看出革命者宣传带来的效果, “普通一般之人民, 虽未必个个赞成革命军, 然却无一人反对革命军者, 于一切言语词色之间, 可以觇之”。[18]因此, 尽管革命派的报刊有种种历史局限, 但是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些局限产生的客观原因。对辛亥革命前后媒体的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正确对待因为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各种负面效果。只有这样, 才能对革命成果得出准确的认识, 对历史的评价才能渐趋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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