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吕思勉的理论研究 本文关键词：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吕思勉
中国近代史中吕思勉的理论研究 本文简介：吕思勉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①，足见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重视近代史，留下颇为丰富的近代史着述。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着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
中国近代史中吕思勉的理论研究 本文内容：
吕思勉被香港史家严耕望推崇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①，足见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坛的重要地位。吕氏主要以研究古史名世，同时亦重视近代史，留下颇为丰富的近代史着述。1997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着中国近代史》包括： 《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为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为1943 年在辅华中学讲课时的讲稿； 《中国近百年史补编》（ 原名《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 ,1946 年5 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 《日俄战争》，曾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之一，192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 第一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八种》，在《吕着中国近代史》基础上增添了《国耻小史》、《近代史表解》。《国耻小史》为其早年所编史地通俗读物之一种，1917 年列入“通俗教育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史表解》作于1950 年代初。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着述，既有应课堂教学之需而编撰的讲义，亦有为因应时代需要而撰写的通俗史学读物，与深入的专题研究有别，或未能达到罗家伦所谓“科学的中国近代史”之要求，②然决非率尔操觚之作。因吕氏学养深厚，视野宏阔，具有通贯古今的史识，这些着述非当时“抄撮选辑，仓卒成书”的一些近代史书籍可比； 其近代史书写亦难以归入所谓“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的惯常划分而独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讨。一
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先天不足，难以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有识史家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不无批评。梁启超表示，藐视近代史“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 “我想将来一部‘清史'- 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③顾颉刚也说： “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④。然而呼吁与落实之间尚有相当的距离，近代史仍是较为荒凉的领域，似吕思勉这样投入近代史编撰的史家实不多见。
《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指出： “事已过去而犹欲强而行之，则泥古之祸作矣。世之侈谈皇古以及理想太高者，其不可用即由于此。然则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①此处主要着眼于史学“致用”的功能而重视近代史。吕思勉并非遗弃世务的学者，他曾说： “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②“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③在他而言，讲授、撰写中国近代史重在追索当下问题的历史远因，自有书斋学者的那份现实关怀与时代担当蕴含其中。
“中国近代史”之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④随着西式学术分科通过学科建制而确立，“中国近代史”作为史学分支学科渐具雏形，“近代”始自何时？ 成了书写近代史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张玉法所言： “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 Change）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 Turning Point） .”⑤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形成共识，不如王朝断代那么确定不移。吕思勉以明代中叶“欧人东来”作为“近代史”之起点： “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进而将近世史又分为二期： “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 一自戊戌变政起，迄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⑥
以“欧人东来”为近代起点，民国学人郑鹤声、陈登元、柳诒徵等人亦持此见。⑦不过吕氏将近代以戊戌变法为界加以划分，⑧则颇显独特。吕氏受进化史观影响，认为“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 “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他从文化变迁角度着眼，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时期： 1、独立发展时期； 2、受印度影响时期； 3、受欧洲影响时期。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种影响亦必将“及于中国”.他认为鸦片战争表面上因禁烟、通商而引起，实际上“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自塞而趋于通，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⑨并指出： 近代以来中国“革新之原动力有二： （ 一） 士大夫，（ 二） 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10
对于“近代”的起点，吕思勉有自己的定见。但他为通史大家，注重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认为“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代史者，其义如此。”①此处所强调者为“近代”界限之相对、模糊性，以及划分“近代史”的权宜性，不必亦不能太过拘泥。②吕氏的近代史叙事尤具通贯的眼光。他强调： “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他论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秦汉时讲起通贯而下； 对近代士子与宋明之世的读书人加以比较，指出： 清代理学衰落，士子虽处从古未有之变局而“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士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论述民族主义，则追溯至五胡乱华。③
1930 年代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出现了不少冠名“近百年史”、着眼于鸦片战争以来之外患的书籍，不少学校亦开设近百年史课程，吕思勉亦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不过他的“近百年史”,仍注重追溯历史的远因，以相当篇幅叙述鸦片战争之前中西交涉初期的情形。
二
1949 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西关系为核心。蒋廷黻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④，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应，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⑤。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⑥。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
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亦极重视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讲义》是吕着近代史8 种之中体例最为完备者，除绪论外，共31 节，其中叙述内政者仅“清代之盛衰”、“嘉道咸同光之政局”、“革新之渐”、“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改革政体之动机”、“清之亡及民国成立”、“民国以来之政局”7节，对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重大事件未曾述及。⑦对于列强发动的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次中外战争及议和交涉，均不惜笔墨详加论述。对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亦深入分析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其基本内容近乎“列强东侵史”或“中外关系史”.
值得注意的是，吕着《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基本上为近代以来中国内政之情形。作于1950 年代初的《近代史表解》，为吕思勉在经历政治学习之后而撰成的一个近代史提纲，或许他计划在此基础之上编写新的近代史着述。《近代史表解》之体例框架显然已受到当时通行近代史叙述之影响，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党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政治事件为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总体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属草创，吕思勉亦未及全面思考近代史的叙事框架。但他视近代中国的外交与内政为相辅相承的两面，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有所侧重则可，若仅偏于一端则不可。
论者习惯以“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平行发展与对峙来梳理20 世纪中国近代史书写，自有其见地。①这两种叙事，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倾向与立场，所着眼的不仅是已逝去的历史本身，更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对现实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但是应该看到，民国时期还有部分史家---如吕思勉---的近代史书写，与“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有距离，并不能归入这两种叙事模式。
吕思勉为清贫学者，不求闻达，对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亦无偏向。他表示： “以中国情势的复杂，各党派有政见安能没有异同？ 异同之极，遂致演成兵争了。这便是十八年（ 1929） 以后的国、共战争。……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抗敌、建国的宗旨，原是一样的。”②一方面，他承认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所具之优势地位，认识到中国必将受欧洲文化影响之历史大趋势，因而慨叹为“伟大的转变”.③但他并未将“现代化”作为衡量近代一切史事人物的准绳，同时亦站在民族立场，强调“近百年来中国所以衰弱的总根源，自不能不归咎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兴起。”④认为太平天国“大业虽终于颠覆，然留此一段悲壮的事迹于历史之上，可使汉族的民族主义，放万丈的光焰。”⑤且详述列强入侵使中国丧权辱国陷于“次殖民地”的“国耻”,以激扬民气。他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这种表述，似已初具后来所谓“冲击- 反应”模式之雏形。但其实二者还是有实质区别。“压迫”二字蕴含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所作所为的负面价值评判，与“反帝”论述有相通之处。而所谓“冲击”,则对列强所为持正面肯定态度，淡化甚至抹煞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侵略。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非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而是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为建构。二者各执一端，在对于近代史事的叙述上有时适相反对。吕思勉摒除这两种叙事的先入之见，力图从当时的史事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因而一定程度克制了史家的后见之明，评判近代史事、人物常有“了解之同情”.如评黄爵滋关于严禁鸦片之奏折曰： “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奕山与俄签订《瑷珲条约》，“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当时“中国断非俄敌，其屈伏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驰，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⑥论及达洪阿、姚莹、裕谦杀俘，“自今日观之，何解于野蛮之识？”但若回到当时，则应看到“民族隔阂之深，致有此等变态的心理，此岂可以常理论，亦惟有归诸异文化接触时，应有的现象而已。”⑦论及中外交涉之维艰，认为： “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 （ 一） 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 二） 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褊狭的排外心理。（ 三） 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 在于（ 一） 消除妄自尊大之念。（ 二） 及盲目排外的感情。（ 三） 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 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①相较于一些研究者以今日的标准来要求历史人物并对之苛责抨击，吕氏更多中允持平之论。
简言之，吕氏的近代史书写，更注重叙述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淡化了价值评判色彩。这并非意味着缺乏史识。事实上，吕着近代史亦多有其画龙点睛式的精彩论断。如他指出： “中国初与外国交涉，恒不愿其直达政府，一则沿袭旧见，以示体制之严，一亦以交涉每多棘手，多其层次，可为延宕转圜之计，并可掩耳盗铃，以全体面也。”②论及清朝之衰落，他认为“兵力之不振，财用之不足，尚皆不为大忧，政治苟善，未始无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③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影响，其生活情形、风俗习惯均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④近年来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影响下，学界的“区域史”研究蔚为潮流，而“区域史”即主要基于中国各地近代以来变化迟速不一、情形各异。在对比中国、日本变法之成败时，吕思勉认为： 并非中日两国民族性有优劣，“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两国强弱不同之大原因。”⑤再如其论近代的教案，认为教案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心理对西人、西教的排斥； 而教案每由极细微的事情、甚或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而引发，则因西教忽视对士大夫的传播，“其太注意于下层社会，以致招致了一班民族性较为缺乏的人。”因而教案“发动之时，只有从旁鼓动的人，绝无劝谕禁止的人。”⑥这些论述均能发人所未发，颇具洞见，体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以史家的冷静理性的笔触，详述近代中国在列强东侵时所遭遇的重重危机，纵论史事发生的历史远源，及中国在外力压迫时的变革应对。他不如“现代化”叙事或“革命”叙事那般对中国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明晰的判定，因而也某种程度避免了因目的论而导致对历史真实的遮蔽； 但他又从大历史的视野，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明确表示： “从五口通商，到民国二十六年（ 1937） 的崛起抗战，亦还不满百年，我们的转变，也不可谓之迟了； ”⑦中国“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⑧可见对国族的热爱无疑仍是其近代史叙事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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