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本文关键词：辛亥革命，票号，衰亡，山西，审视
从辛亥革命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本文简介：摘要：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由于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 关键词：山西票号;风险积聚;辛亥革命;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
从辛亥革命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本文内容：
摘要：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由于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
关键词：山西票号; 风险积聚; 辛亥革命;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一直引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然而“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近百年的山西票号何以在辛亥革命后短短的20年内就由26家降为2家,直至消亡?如果说山西票号由于面临着人心思变的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日益侵入的西方经济而使山西票号积累了大量风险的话,那么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则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积聚放大,商号无力应对而骤然衰落。
一、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资金聚集地及与政府的关系
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位于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山西票号的鼻祖,也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山西票号成立之初,大多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之后将业务扩展至存、放、汇、代理等所有银行业务。
(一)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
学者对山西票号的普遍认识是其只经营汇兑,因此山西票号又称为山西票庄、汇兑庄、汇兑商等,但实际上山西票号自成立之初其业务便涉及存放汇等全部银行业务,山西票号出具的汇票只是其经营的载体,通过汇票收会(汇)与交(汇)日期、地点、对象的不同,山西票号巧妙地经营着存款、贷款、汇款、代理等金融业务,甚至在汇兑基础上进行业务创新,以约定某一时间、一定利息收取或交付一定金额的款项,进行远期交易。分析相关文献和山西票号总分号间往来业务信件,可以发现山西票号业务对象不仅包括个人、商号,也包括政府甚至钱庄、当铺等银行同业。为更清晰地了解山西票号提供金融服务的对象构成情况,笔者汇总了极具代表性的日升昌票号在光绪前期一个账期内总分号间的业务往来信件,得出如下结果,如图1、图2[1]所示(说明:数据根据《山西票号史料》信件整理,统一以银两为单位,对出现的以银圆为单位的汇兑,按1元等于0.7两的汇率加以换算)。
从图1可以看出,商号是日升昌票号服务的主体,占业务总额的74.9%,其次是与其他票号、钱庄等银行同业进行的交易,占比12.8%,而个人业务仅占业务总额的5.7%。日升昌票号的利润构成也以商号居首,为商号提供汇兑和贷款等服务是日升昌票号盈利的主要来源,占盈利总额的71.2%,但是银行同业往来的交易利润率极低,12.8%的业务额仅创造了7.2%的盈利额,政府公款汇兑的收益却很高,占盈利额的12.2%。日升昌票号是山西票号的影像,因此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构成同日升昌大体一致,具有以商号居首,公款汇兑盈利偏高等特点。
(二)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的资金主要集中在南方
为了分析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的资金分布区域,本文选取山西票号在此期间“收会”和“交会”的金额及占比来分析研究。其中“收会”表示汇兑业务中的资金收入,即收到从其他地方汇过来的款项;而“交会”表示汇兑业务中的资金流出,即把资金要汇往其他区域。对于每一个票号的分号来说,“收会”和“交会”的数量通常不相等,如果收会额大于交会额,表示分号有资金流入;如果收会额小于交会额,则表示分号资金的流出。表1选取日升昌票号在1889—1893年间收会、交会的金额及占比,并将票号按北方、南方区分,其中,北方包括京师、天津、平遥、太谷、开封、周家口、三原等地,南方包括长沙、成都、桂林、重庆、汉口、湘潭、沙市、上海、广州、杭州、扬州等地。
可以看出,日升昌票号在光绪前期,资金在南方汇集,在北方分散,南方收会额占总金额的69.9%,北方交会额占总金额的63.9%。也即南方收会是北方交会的基础,只有南方资金得到顺利积聚,北方各商号、个人等业务对象才有可能拿到生产流通资金或回收资金,这种资金分布是山西票号应对经济重心转移的结果。
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的表述:“1853年,上海中英贸易值首次超过广州,至此贸易中心转向上海,并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发展,最终形成以汉口、上海为中心的华中经济区,1894年华中经济区域进口值0.97亿两、出口值0.63亿两,分别,占到全国总量的58.49%和49.49%。”[2]山西票号顺应经济发展,将分号开到上海,并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流域经济区范围内开设分号,扩展业务。到1875年,在上海的山西票号总数达到了24家。到辛亥革命前,汉口开设的票号有22家、重庆有16家、成都有10家、苏州有13家。[3]山西票号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了南方,这种业务分布特点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在经济安定、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南北方经济依赖于山西票号提供的资金跨区域转移网络形成高度发达的跨区域贸易网,但是南方资金链一旦断裂,势将威胁整体经济的流转和山西票号应付挤提的能力。
(三)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与清政府资金来往密切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资金往来密切,承汇的公款数额巨大,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1862年以后,山西票号逐渐成为承汇清政府饷银或赔款的主力军。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1862—1911年票号年平均汇兑公款455.66万两,1906年汇兑公款高达2257.65万两,是1906年日升昌14家分号收汇额1633.37万两的1.4倍。”另外,与普通商号5‰—10‰的汇费相比,政府承汇的汇费相当高,达到2%—5%,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862年到1911年的50年间,汇率按平均3.5%计算,山西票号承汇的政府资金总额2.2亿两,利润高达800万两。在极盛期,每年的利润就高达80万两。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和对承汇公款利润的过度追求,也为其衰败埋下了伏笔。
二、从辛亥革命的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一)辛亥革命前山西票号风险逐渐积聚,面临生存挑战
辛亥革命前,近代中国画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历史画卷,有战争卷:太平天国运动追求的理想天国,义和团运动掀起的反侵略高潮,同时旧中国也遭受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有奋斗卷:从洋务运动师夷之技、百日维新师夷之法到三民主义师夷之制;有经济卷:以晋商为代表的儒家经济和以徽商、浙商为代表的西方新式经济并行,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和以新式银行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并行。这一幅幅画卷形象地描绘了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与金融环境,人心思变的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日益侵入的西方经济给山西票号的经营活动带来了种种挑战,对于票号而言,这是风险一次又一次的叠加,也是票号生存面临的挑战。
(1)山西票号最主要的业务对象是商号,放款方式倾向于无抵押的信用放款模式,利息收入是票号利润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记载,1906年日升昌利润总额为58.4万两,其中由商号贷款提供的利润收入占44.2%,约26万两。[5]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信用放款手续简单,容易受到商号的追捧,同时也能为票号带来高额利润,但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信用放款就会体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当社会出现重大变革时,人心思变、信心不足,一方面,由于多数债权没有担保物,还款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时可能出现存款人纷纷前来挤提存款的紧急情况,票号资金链一旦断裂,后果不堪设想。山西票号具有资金集中在南方的特点,更是加剧了信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2)清朝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各地方官银号纷纷成立,这些银行与山西票号一样,试图取得承汇政府用款的权利。从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仅仅一年以后,山西票号的承汇公款额就下降了1600多万两,降幅高达73.6%,由此可见政府新式银行对山西票号传统盈利业务的冲击,这是票号面临的竞争风险。
(3)新式银行兴起后,山西票号并未顺应时代发展,仍然坚持一贯的内部管理体制,随着大清银行对山西票号汇兑业务的侵蚀和新式银行对票号业务领域的侵占,当时山西票号中的有志之士李宏龄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曾主张票号联合新式银行建立大银行,以应对新式银行的冲击,但遭到票号中保守者的拒绝,同时也未得到山西票号中当权者的支持,这一主张不了了之。这是山西票号面临的内部制度变革风险。
信用风险、外部竞争风险与内部制度变革风险在山西票号的存续期一直存在,并不断积聚,但是每一次风险的爆发,山西票号都安然处之,顺利度过,甚至反败为胜。例如1853年到1856年间,太平军占领了汉口至南京的长江领域,商号凋敝,一度给山西票号的经营带来困难,然而,山西票号锐意进取,为躲避战乱,及时收撤这些城市的6家分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损失,并利用战争造成的地方政府运送饷银中断的机会开始承揽公款汇兑。庚子事变后,山西票号有很多信用放款无法收回,为避免挤提的发生,山西票号坚持诚信经营,从其他地区源源不断地调入资金,满足客户提存需要。所以庚子事变后,山西票号由于诚信经营反而声誉大增,业务增长。在此期间,山西票号还曾为西逃的西太后提供资金支持,事变后承兑政府公款数量也急剧增加,票号因此达到极盛。然而山西票号何以在辛亥革命后便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如果说山西票号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与金融环境,人心思变的社会、动荡不安的政治、日益侵入的西方经济都是“压倒骆驼的稻草”,那么辛亥革命则是那根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辛亥革命的爆发急剧放大风险,山西票号骤然衰落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写的《上海钱庄史料》记载:“辛亥革命发生后,上海金融出现恐慌,银拆和洋厘陡然升高,银根大紧,存款者风闻汉口战乱,纷纷挤提,1911年上海钱庄倒闭42家,从1910年的91家骤降到1911年的51家,1912年只剩下28家,不到1910年的31%。”[6]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上海金融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随着战争的深入,工商业破产倒闭,山西票号在南方的各个分号、钱庄也出现了严重的倒账,再加上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挤提,一些分号已因无力应对而倒闭,到1914年京师票号倒闭了4家,票号声誉受到严重影响,至此走向衰落。至1932年,票号仅剩2家,辉煌近百年的山西票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图3[7]可以看出山西票号衰亡的速度很快,在20年时间里就结束了近百年的辉煌。这是由于山西票号在第一次经济重心转移后,将营业重心转移至南方,特别是以汉口、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长期以来,山西票号资金在南方汇聚,又以信用放款的形式发放贷款,这就积聚了大量的信用风险,这些信用风险一旦爆发,将会给票号以致命一击,辛亥革命正是引爆了这种风险。至此,山西票号的内部体制变革也无济于事,只能走上衰败之路。
(1)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信用放款和南方资金盈余的特点带来的脆弱性便充分显现,票号纷纷发生倒账。据统计,到1913年9月:“山西14家票号在全国68个城镇的债权为3129.13万两,债务为2545.17万两,债权比债务多583.96万两。”[8]山西票号的诸多债权因是信用贷款,无抵押而无法兑现,票号空有债权凭证却无法收回资金以自救。
(2)辛亥革命使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更加不安,这必然会导致存款挤提,此时,倘若山西票号在北方有充足的盈余资金,还有可能应付挤提,但是在山西票号南方盈余资金被抢或不能收回贷款的情况下,在强大的挤提面前只能束手无策,独自承担损失。
(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山西票号直接丧失了巨额的公款汇兑,也彻底失去了这一稳定的高额利润来源。
尽管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之前面临着清政府衰亡的政治风险、信用风险、新式银行的竞争和内部体制变革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单独发生或几个相伴发生,都不足以使山西票号一蹶不振。山西票号经历过清政府统治的震荡,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曾造成山西票号大量撤庄,但山西票号在逆境中不断进取,绕过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进入上海,最大限度地适应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并开辟了一个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繁荣发展时期。山西票号也经历过庚子事变造成的挤提,但山西票号极力维持信誉,从而造就事变后一个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山西票号也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但是山西票号几乎不参与股票投机,也不参与汇率投机,极少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当上述所有风险同时发生时,山西票号虽积极应对,却也无能为力,最终只能走向衰亡。
三、对山西票号衰亡的反思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反思山西票号的发展,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辛亥革命是山西票号衰亡的“导火索”,辛亥革命造成山西票号忙于应付信用风险和挤提,无资本进行票号业重组与自救,并且在辛亥革命冲击下,丧失了汇兑公款的收益,更加无力面对新式银行的全面冲击,只得节节败退,朝不保夕。
第二,山西票号是近代中国传统金融业的代表,在近代中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业务分布和业务种类和现代银行业无本质区别,甚至在利益取舍、抵制投机、促进金融稳定等方面比现代银行做得更好。
第三,在大力弘扬晋商精神的今天,应特别强调晋商的开放精神、回顾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金融的产生、发展与衰亡历程,可以看出,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因为其开放性,正是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才使得票号业务重心在南方,适应了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但是却在政治动荡中遭受了巨大损失。
第四,山西票号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其所坚持的“以义制利”的商业伦理是现代金融业应予秉持的理念。
参考文献
[1]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865-982.
[2]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70.
[3]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468-469.
[4]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131、246.
[5]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342.
[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94-97.
[7]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467、549.
[8]黄鉴晖.山西票号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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