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道与忠义在军事活动中的辩证统一 本文关键词：忠义，活动中，军事
诡道与忠义在军事活动中的辩证统一 本文简介：摘要： 在军事活动的自我表述中,既强调诡道,又凸显忠义。这对似乎自相矛盾的原则却缺一不可地统一在了这一领域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群落中,孙子与关公分别是两种原则最典型的代表,其广泛地流传与被接受绝非偶然。通过对二者内涵的挖掘、分析,找出其与军事活动的内在关联,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军事领域的外部规定及内
诡道与忠义在军事活动中的辩证统一 本文内容：
摘 要： 在军事活动的自我表述中, 既强调诡道, 又凸显忠义。这对似乎自相矛盾的原则却缺一不可地统一在了这一领域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群落中, 孙子与关公分别是两种原则最典型的代表, 其广泛地流传与被接受绝非偶然。通过对二者内涵的挖掘、分析, 找出其与军事活动的内在关联, 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军事领域的外部规定及内在逻辑, 更透彻地理解诡道与忠义何以能在军事活动中实现内在统一。
关键词： 孙子; 关公; 军事活动; 诡道; 忠义;
Abstract： In the self-expression of military activities, it emphasizes both deception and loyalty.Thes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rinciples are indispensably unified in this field.In the imagery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n Tzu and Guangong are respectively the most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rinciples, and their wide spread and acceptance are by no means accidental.Through the exca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ir connotations, we can find out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with military activities, grasp the external provisions and internal logic in the military field more profoundly, and understand more thoroughly how deception and loyalty can achieve internal unity in military activities.
Keyword： Sun Tzu; Guangong; military activity; deception; loyalty;
孙子和关公都是我国古代着名军事将领, 并且都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超越了他们所属时代, 演进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象征着军事活动中的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取向———诡道与忠义。二者在不同的维度中指认了军事活动的本质特征。
一、孙子的务实精神揭示了军事活动的外部规定
东方兵学自古具有注重谋略的特性, 孙子是其中最典型、最有影响的代表。这种谋略思维绝非出自于对权谋和腹黑本身的偏好, 而是一种务实精神的表现。《孙子兵法》寥寥几千字, 可谓字字珠玑, 其魅力就在于对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深刻领悟, 在于对一切军事活动最根本的外部规定的揭示。
(一) 军事活动需要绝对的务实精神
军事活动解决的是一个民族或政权的安全问题, 守护着其生存的底线。这就决定了它需要绝对的务实精神, 容不得半点虚构和臆想。这种务实精神是由军事活动的以下外部特点所决定。
第一, 直接的生死较量。“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计篇》) 只有战争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带有终局意义的殊死搏斗。古往今来, 能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拥有军事的胜利或至少是优势。在军事上失败的国家, 则要么亡国灭种, 要么萎靡不振。对于参与战争的个人, 他们的生命将被抛入极端的生存状态, 他们及他们的敌人都将被允许使用超越日常限度的手段。流血、杀戮、破坏、死亡, 都在战争活动中获得了各自的合理性。这使得军事领域里, 一切群体和个人的行为都将自发地变得绝对务实。
第二, 高昂的战争成本。“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 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孙子兵法·作战篇》) 孙子主张慎战, 因为战争的成本与代价实在高昂, 收益也高度不确定, 基本不存在试错空间, 一旦出现失误将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这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都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在军事活动中, 活动主体希望最大限度地排除一切偶然性的存在, 轻率或情绪化的举动都是被排斥的。
第三, 即时而直接的检验和反馈。在古代中国的朝堂上, 关于经济问题、人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等, 都曾有过激烈的辩论, 且很多问题往往长期悬而不决, 孰是孰非说不清道不明。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内, 一项举措的反馈周期十分漫长。军事活动则不然, 对一种选择的检验十分直接、明确, 那就是能否取得胜利。在这种反馈机制下, 很难长久地脱离务实精神。
(二) 军事活动的中心问题是取得胜利
孙子的思想都在集中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 即如何取得胜利。只要能够胜利, 其他一切手段的使用方法和使用限度都不是根本性问题。由于这个原因, 《孙子兵法》的一些主张在道德判断的维度里受到了很多批评。如“能愚士卒之耳目, 使之无知。易其事, 革其谋, 使人无识;易其居, 迂其途, 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 如登高而去其梯。” (《孙子兵法·九地篇》) 就常被指责为封建地主阶级军事将领对下级士兵肆意的愚弄和毫无人性的驱使。这些批评当然有其根据, 但现实是复杂而多面的, 尤其在军事活动中, 道德两难的局面比比皆是。例如, 要不要用不道义的方式发起突袭, 以换取己方军民的生存;要不要向己方官兵隐瞒信息, 以实现军事部署的坚决执行。
孙子深刻地体察到, 整个军事活动的集合很难用是非善恶的二分法进行简单分割。军事领域有其客观的运行机理, 军事活动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而是有一套与道德和价值判断异质的评判方式。统摄一切军事活动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取得胜利。孙子曾讨论过作为军事将领的“五危”即五种有危害的特质, 其中前三种“必死”“必生”“忿速”还好理解, 而后两条“廉洁, 可辱也;爱民, 可烦也” (《孙子兵法·九变篇》) , 若站在道德判断的逻辑里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廉洁和爱民还会有危害吗?在战场上, 一切妨碍胜利的都是危害。若过于爱惜名声而不敢作为, 反而可能使军队甚至使国家陷于危险之中。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我们不是宋襄公, 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1]P492)
二、关公的理想化人格展现了军事活动的内部逻辑
由孙子揭示的外部规定并非军事活动规律的全部。除了要面对最残酷最现实的具体问题, 军事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务虚的、理想化的层面, 与前者几乎具有截然相反的特质。这一特质在关公的理想化人格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必须说明的是, 这里的关公不等同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 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关公, 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选择与塑造中演化形成的人文意象, 是一个影响更大、更深刻的存在。这一意象展现出了军事活动的内部逻辑。
(一) 忠诚:军队是特定政治集团的暴力工具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任何军队都是隶属于特定政治集团的暴力工具, 其活动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维护某种政治秩序。因此, 将忠诚作为军队的首要品格, 是军事活动的必然内部逻辑。关公的理想化人格就提供了忠诚的天然典范, 其被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大肆推崇也正由此而起。
大范围的关公崇拜形成于宋代。在唐末及五代十国的混乱时代里, 兄弟砍杀、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频繁发生, 皇权天然的神圣权威早已被消耗殆尽, 一切都成了赤裸裸的武力较量。“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为之尔” (《新五代史·安重荣传》) 成了各方力量的共识。北宋建立后, 其统治集团有着强烈的重塑封建等级秩序的渴望。再加上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身通过兵变获得权力的非正统方式, 使得他及他的继任者们都对治下掌兵的将领保持着高度警惕。不断加强皇权对武装力量的实际控制, 不断削弱武将的个人权力, 是北宋终其一朝都在做的事情。但这种控制如果只停留在操作层面, 还远远称不上牢固。官方亟需一个观念上的载体, 将忠诚原则可视化、经典化, 以便真正植入人心。关公就是这么一个可以拿来即用的符号, 完全有潜力提供一套弘扬忠诚的完美叙事, 并终于在北宋中后期得到挖掘和运用。据考证, “现存宋元学者所作关庙碑文、庙记、祠记等三十余篇, 这些庙文无一不在关羽择主而事、尽忠汉室、不恋富贵等方面做文章, 把关羽渲染成儒家思想学说的理想人格。”[2]P68)
(二) 道义:军事活动需要争夺正当性的高地
“与人同忧同乐, 同好同恶者, 义也, 义之所在, 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 好德而归利, 能生利者, 道也, 道之所在, 天下归之。” (《六韬·文师篇》) 从这里对道义的界定就可以看出, 道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却可以在总体上促进天下人的认同与归附, 其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 直接决定了军事活动所能动员、吸纳的社会资源的多少。师出有名、仁义之师就成了几乎一切军事活动的自我标榜。
毫无疑问, 关公身上的道义光环是十分耀眼的。经过一轮轮美学加工后的关公, 成为了中国文化里讲道义的最极致的典范。在民间流传的故事里, 关公绝对信守诺言、知恩图报、同情弱者、关爱部下、宽容大度, 是名副其实的“义绝”。对普通民众来说, 义是最亲近、最实际的品行, 最容易得到广泛的理解、同情和崇拜。于此同时, 关公的道义又与儒家的价值内核气质相通, 随着宋元之后关公形象儒化的逐步深入, 关公的神坛造像按照儒家的审美原则基本定型———头戴绿色夫子帽, 身穿绿色长袍, 一边梳理长须, 一边阅读儒家经典《春秋》。这与披挂铠甲、孔武有力的典型武将形象有着明显区别。但正是这一形象最成功地外化了关公的道义品格, 获得了最多民众的认同。之后即使在道教、佛教的庙宇里, 关公也保持着这一儒家化的形象, 足见其进入人心之深。
三、诡道与忠义在军事活动中的辩证统一
孙子与关公象征的是军事活动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 二者文化内涵的演进也走上了十分不同的路径。孙子像一个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 因其着作与思想受到关注和研究;关公则更像一个明星, 靠自身定位精准的形象与人格魅力而受到万千粉丝的追捧。他们所分别表征的诡道与忠义, 表面上看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反义词。但若深入到军事活动精微的运行机理, 就会看到二者其实解决的是同一问题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一切成功的军事实践, 都必然要实现诡道与忠义的辩证统一。
(一) 诡道为忠义提供技术支撑
纵观人类战争史, 诡道的运用一直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 在技术层面为忠义提供了“硬背景”, 是忠义得以弘扬的保障。只有在直接军事活动能够顺利展开的前提下, 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才能获得基本的维护, 这才创生了遵循、运用忠义的空间。历史向来遵循着成王败寇的逻辑, 古往今来凡是能够树立光辉历史形象的帝王将相, 无一不具有解决现实政治和军事问题的精湛技术。
如果离开了诡道在技术层面的正确使用, 忠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根之木, 褪变为一种可笑的迂腐, 不仅毫无作用, 反而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如明建文帝朱允炆, 史书记载他“颖慧好学, 性至孝”“天资仁厚” (《明史·卷四》) 。但这种仁厚没有帮到他, 在当时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后, 他专门下诏要求军队将士不得伤害他造反的叔叔:“一门之内, 自极兵威, 不仁之极, 近尔将士与燕王对垒, 务休此意, 无使负杀叔父之名。”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建文帝拥有全国范围的战争潜力和三倍于燕王军队的常备军, 却输掉了战争。他的这种仁义缺乏基本的技术支撑, 带来的只有天下大乱、政权丧失。
(二) 忠义为诡道提供群众和影响力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P11) 经过前面对关公形象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相较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原则, 忠义要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处境。家庭伦理、社会交往、物质生产、商业交换———在各种生活场景中, 普通群众都有机会对忠义的内涵产生最直接的体悟。对军事活动而言, 忠义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最有效地掌握群众、得到人心, 为己方动员起最广泛的战争潜力, 进而为诡道在技术层面的运用开拓空间。
这个原理对外也同样适用。国家和军队对外的正面形象一旦获得恰当的运作和使用, 就能够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这恰恰是诡道得以施展的筹码。例如在当今国际格局中, “加拿大、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它们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它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得人心的行动, 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之中。”[4]P11) 通过对忠义文化的宣扬, 我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舆论氛围和思维方式, 提升自身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蔡东洲, 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 2001.
[3]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M].郑志国 (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5][春秋]孙武.孙子兵法[M].武汉:崇文书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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