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时间：2017-03-06 06:05:10 来源：免费论文网

篇一：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

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

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⑧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有钱则买，无钱财卖”勿，使土地从一个人手里流到另一个人手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篇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第一个国家“夏”。大禹是开邦君主，面对混乱，他发明了一种耕作方式：井田制。

井田制具体实施：在广袤平坦的肥沃平原上，将土地划分成无数个“井”字形的大方块，每八家一“井”，中间一块是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收获物上缴国家。八家唯一的水井，在公田中央位置。人们每天清晨前来打水，顺便就在井边交换剩余的物品。八家田地（一井）的周围，是灌溉的水渠和道路。十井一里，十里一社，人们在平展展的田野里组成了互不侵犯的相望里社。那时人口不多，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划出的方方正正的井田，足够当时的人口居住耕耘了。

封建社会

战国

确立土地私有→奖励军功，促进新兴地主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赋税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所有制逐步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i）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属于这一情况。

秦朝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税（地租）、按户籍征发赋、役（兵役和杂役）

汉朝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

（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

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

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

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

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

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 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篇三：新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进行了一系列农地制度重大改革和创新。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带来了建国初期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从互助组逐步发展成立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经济产生了严重破坏。家庭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家庭自主经营的基础地位，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固有的农民土地产权残缺现象，导致农业生产在经历短期快速增长之后逐渐放缓。建立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关键是确权和完善土地要素市场。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长期维持着土地私有制的基本形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所有权与极其分散的租佃关系并存的格局。封建土地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造成旧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不仅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而且顺应土地改革、社会主义过渡、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现实需要，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创新。历史经验表明，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动因和前导［1］。时至今天，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系统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反思历次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土地改革时期

土地改革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所有制的革命，肇始于大革命时期，并在各根据地和老解放区的土改实践过程中逐步发展和成熟。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及时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以充分顺应广大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迫切需要。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1949年6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各新老解放区掀起了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除疆、藏、台等地区外，全国基本完成了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农民拥有了完整和独立的土地产权。土地改革促进了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解放，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从而为获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土地这一最基本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所有权与数量众多的租佃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关键性矛盾。薛暮桥根据多省调查资料推算:地主占总人口数的3．5%，占有土地总数的45．8%;贫农雇农占人口总数的70．5%，仅占有土地总数的18．4%［2］。旧中国农民不得不承受着残酷的地租剥削。土地改革前我国农村地租租额占产量的比重普遍在50%以上，有些地方达到70－80%甚至更高［3］。《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土改不仅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土地均等化分配极大地缓解了高度紧张的人

地关系矛盾，增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正如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土地改革的绩效，在随后的农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1950年114．41百万公顷上升到1952年的123．98百万公顷，增长8．3%，总产量增长24%［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而且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

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创造性的举措，不仅制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还制定了照顾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归国华侨及侨属的特殊政策，先通过减租减息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参与热情，然后依靠群众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改在取得极大成功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所采用的阶级斗争方式，强化了土改的政治功能，迁就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这成为随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于过渡和完全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做法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土改后形成的个体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导致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实现规模效益，而且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必然无力阻止中国历史上贫富分化、大规模土地兼并和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惨剧的重演。

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为了克服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新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并且满足分散农户互助劳动和交流生产资料的需要，中央决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到1951年底，全国开始组建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即在保留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农户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相互提供帮助，以便解决缺乏必要生产资料、无法应用先进生产技术和无力抵御自然灾害侵袭的难题。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加快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步伐。农民将除小块自留地之外的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收益按社员投入土地和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社员拥有土地的处分权且退社自由。初级农业合作社在没有改变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现了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优越性。

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出版《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标志，全国掀起了大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热潮。土地及其附属的水利设施均转为集体所有，劳动力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均由生产队统一支配，生产队作为基层经营组织，取代了农民家庭的主体地位。高级社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大，到1956年底，全国农户总数的96%以上都参加了高级社， 1957年时全国平均每社有农户158．6户。至此，土地私有制被彻底废除，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形势险恶，加快军工、航天、石化等重工业发展迫在眉睫，政府选择和推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

展战略，而当时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唯有通过聚集分散的农业剩余，才能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5］。国家获取农业剩余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严格管制农产品贸易，此时，农民土地所有制同国家工业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全面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适应赶超战略的必然选择。

合作化运动初期，党的政策基本符合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发挥了组织、团结和鼓励农民互帮互助的作用。农村土地由集体统一经营，不仅为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还为农业剩余通过价格“剪刀差”源源不断注入城市工业系统提供了组织保障。

整体来看，加入互助组的农民，仍然拥有完整统一的土地产权，仅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 初级社中，农民不再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集体所有权已经萌芽; 高级社则不仅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而且所有权主体也上升到更高的集体层级，突破了初级社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界限［6］。政府主导的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逐步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损害了农民利益，并且制度变迁的过程非常短暂，未充分兼顾此前全国各地合作化程度方面的巨大差异，因而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急于求成、形式简单划一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三、人民公社时期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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