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帝国
篇一：停滞的帝国读书报告
一、必读（40种）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选集》
*《邓小平文选》
*《鲁迅选集》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国史大纲》钱穆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 《古代汉语》王力主编*《美的历程》李泽厚*《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乡土中国》费孝通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索尔兹伯里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书河 《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陆健东*《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与赖肖尔 《剑桥晚清史》
*《现代化新论》罗荣渠《古诗源》沈德潜
*《史记选》王伯祥
《傅译传记五种》
*《荒芜英雄路》张承志
*《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吴伯凡 《经济学》斯蒂格利茨
*《科学史》q•c•丹皮尔 *《世界史纲》h•g•韦尔斯《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 *《光荣与梦想》曼彻斯特*《西方哲学史》罗素
*《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理想的冲突》l•t•宾克莱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 《权力的转移》阿尔温•托夫勒*《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里夫金与霍华德*《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王雨田主编 《社会心理学》）时蓉华
《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霍金《唐吉河德》塞万提斯，杨绛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卞之琳译 《幻灭》巴尔扎克，傅雷译
二、选读（80种）《网络创世纪》郭良
*《数字化生存》尼葛洛庞帝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第三次浪潮》托夫勒
《企业之魂》乔治•吉尔德 《庄子浅注》曹础基
《论语译注》杨伯俊
《诗经注析》程使英、蒋见元《世说新语校笺》徐震愕《中古文人风采》何满子《宋诗选注》钱钟书
*《宋词赏析》沈祖荣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夏志清《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走出中世纪》朱维挣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柯文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 *《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 《呼兰河传》萧红
《边城》沈从文
*《白鹿原》陈忠实
*《傅雷家书》1995年版《燕山夜话》邓拓
《新疆探险八年》斯文•赫定 《秘密的中国》基希
《中国的新生》詹姆斯•贝尔登《中国的惊雷》白修德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逆风沙—一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芭芭拉•塔奇程 《海上述林》翟秋白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二卷 *《意境》宗白华
《美育书简》席勒
《哥德谈话录》朱光潜泽《生存空虚说》叔本华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本尼迪克特 《八月炮火》芭芭拉•塔奇曼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 *《艺术哲学》丹纳著，傅雷译《电影是什么》安德烈•巴赞 《爱因斯坦——生•死•不朽》库兹涅佐夫 《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奥辛廷斯基
《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西方美术史话》迟轲
《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朗格 *《科学的历程》吴国盛
《日本天皇的阴谋》贝尔加米尼《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斯塔夫里阿诺斯 《草原帝国》勒纳•格鲁塞 《发现者》》丹尼尔•布尔斯廷 《病夫治国》》阿考斯等*《领导人》尼克松
*《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泰勒 《野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民俗学丛话》乌丙安
《看不见的手——一微观经济学》杨君昌 《管理学》罗宾斯
*《动机与人格》马斯洛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默菲《信号•符号•语言》潘诺夫 《心理学与文学》莱格*《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论出版自由》弥尔顿*《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上尉的女儿》普希金
《未来千年备忘录》卡尔维诺《竞选州长》马克•吐温《百年孤独》马尔克斯
《局外人•鼠疫》加缪 *《日瓦格医生》帕斯捷尔纳克《好兵帅克历险记》哈谢克《德里纳河上的桥》安德里奇*《伟大的书——我与西方世界不朽作家的历险记》大卫•丹比
三、参考（160种） *《比较政治学理论—一新范式的探索》奇尔科特《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王递舟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布罗代尔 《晚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 *《未来之路》比尔•盖茨 *《大趋势》奈斯比特《经济学》萨安尔森
《性心理学》蔼理士
《灵与肉的剖白》d•h•劳伦斯《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李银河《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
*《美国文化批评集》赵一凡《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
*《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柯恩编《美国梦寻》待克尔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宗教哲学》三联新知文库《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浅说》陈汉文 《遗传学与社会》赵功民
《可怕的对称——探讨现代物理学中的美》a•热《数：科学的语言——为有文化而非专攻数字的人写的评论性概述》丹齐克 《论音乐的
美》汉斯立克
《论艺术》罗丹
《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自杀论》杜尔凯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我的探险生涯》斯文•赫定 《为自己的人》弗洛姆*《历史研究》场因比
《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圣雄甘地》拉皮埃尔《林肯传》桑德堡
《梵高传》欧文•斯通 《一个政治家的肖像》茨威格*《人生五大问题》莫罗阿著，傅雷泽 《六人》洛克尔著，巴金译《社会语言学》陈原
《话语 心理 社会》戴伊克《希罗多德历史》
《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乌托邦》》莫尔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悲剧的诞生》尼采著，三联版 《物种起源》达尔文
《古代社会》摩尔根 *《实用主义》詹姆土《实验心理学史》波林*《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 《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人论》卡西尔著，甘阳译《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弗雷译*《文明的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刘小枫主编 《自然启示录》爱默生《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怀特 《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俞吾金 《君主论》马基雅弗利
《海军战略》马汉
*《德国人》路德维希
《德国古典哲学新论》古雷加《苏格拉底的审判》斯东《第二性》波伏娃
《人类的艺术》房龙
《伦理学》弗兰克纳
*《社会心理学入门》阿伦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勃兰兑斯《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莎土比亚全集》朱生豪译《莫里哀喜剧全集》李健青译《一千零一夜》
《十日谈》薄加丘
《巨人传》拉伯雷
《坎特伯雷故事》乔史《秘鲁传说》》帕尔马
《少年维持的烦恼》》哥德著，杨武能译 《瓦尔登湖》索罗著，徐迟译《唐横》拜伦
《格列佛游记》斯威夫特《老虎！老虎！》吉卜林*《老人与海》海明威
《赫索格》索尔•贝娄 《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忏悔录》卢梭
《昆虫记》法布尔
《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 《神曲》但丁
《死魂灵》果戈里
*《猎人笔记》屠格涅夫篇二：马哲-2010年推荐读书书目1推荐读书书目
一、原著经典类
《矛盾论》 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65 《实践论》 毛泽东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雇佣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21页 《〈政治经济
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第1页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690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三卷 第719页 《学哲学，用哲学》 李瑞环《处处都有辩证法》 李瑞环《易经》
《论语》
篇二：曾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科学为何没发展出现代科学
曾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科学为何没发展出现代科学？ 2016年11月08日 10:57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张洪彬
1800人参与 170评论
核心提示：他说：“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李约瑟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相应地，中国在这些等方面并不具备相似的因素，反倒存在着抑制性的因素。
李约瑟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张洪彬，原题：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 李约瑟难题
知道李约瑟难题的人很多，知道李约瑟（1900-1995）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的人却少得多。李约瑟原本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穷尽一生心血，做出卓越成就，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他领衔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题为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军事、机械等等方方面面，计划出版七卷二十七册。经历半个多世纪，李约瑟已作古二十多年，现在仍未完成，被翻译为中文出版的也只
占少部分。可以想见，在中国可能没人——也没有必要——通读过这一系列著作，对李约瑟难题的了解往往也只是一鳞半爪。
实际上，李约瑟难题是推动李约瑟整个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这集中体现在近期汉译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69年，收录了他1944至1966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据李约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陈述，在1938年前后，他酝酿写作一部专著，系统讨论中国文化区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历史，那时他的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以概括为：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科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反倒是科学发展并不领先的欧洲取得了突破，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就是李约瑟难题，也称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他相信，只有“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第2页）。这就是以“滴定”为题（该书英文原题为TheGrandTitration，直译为大滴定）的原因。所谓滴定，是化学上通过溶液的定量反应来确定某种溶质的含量。
李约瑟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问题从属于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且是后者的核心部分。这个问题即是：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后来远远落后于欧洲？早在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欧洲引发波义耳、莱布尼兹、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著名学者的热烈讨论。中国礼仪之争后，大多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中欧文化交流的正式渠道被关闭，更重要的是，还没挨过打的中国人显然还没有深刻体会到中国之于欧洲的落后，这个问题在中国遂未引起充分的回应。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持续遭遇欧风美雨的摧折，中国落后于欧美对中国人来说才逐渐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苦涩事实，中国为什么落后于欧洲才成其为问题。众所周知，欧洲之所以迅猛发展，最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即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造就了欧洲知识和技术的跃升，从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指数式发展。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并未发生这样一场类似的科学革命。正因如此，若能很好地解释科学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欧的逆转。191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学专业的任鸿隽，在其创办的《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短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原因归咎于“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择术业，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192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冯友兰也以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后果的一个解释》一文，认为原因是中国文化主张追求内心的幸福，而不追求对外在事物的理解和控制。此外，1931年，德国汉学家魏特夫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也专辟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后文我们将看到，李约瑟深受其启发。类似于此的讨论还有许多，所以严格地说，在李约瑟之前，这个问题就早已提出，李约瑟难题并不是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之所以因李约瑟而闻名，实则是因为是包含在《文明的滴定》《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作品中的系统解答。
李约瑟的回答
李约瑟不赞同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他严格区分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认为中国只是没有独立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古代科学（尤其是技术）是非常发达的，而且比欧洲更为发达。所谓现代科学，最为重要的内核是“把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把经受住受控实验检验的关于外在世界的假说系统化”（124页），简言之，数学假说与受控实验密切结合。这是中国古代科学并不具备的特征。他的研究认为，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机械钟、铸铁、马镫、肩套挽具、船尾舵、桨轮船等经过种种渠道传到欧洲，对欧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说：“倘若没有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西方如何可能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36页）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这些发明能改变欧洲，却不能改变中国？李约瑟的解释是，中国社会有某种自发趋于稳定的倾向，而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中国一直在自我调节，如同一个缓慢改变平衡的生命有机体，或者一个恒温器——事实上，控制论概念大可用于这样一种文明，它经历了各种天气的考验而保持稳定，仿佛装有自动导向器或反馈装置，各种动荡过后即恢复原状，甚至是那些重大发现和发明所带来的动荡。”（107、108页）金观涛、刘青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尝试以控制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或许曾受到李约瑟的启发。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趋于稳定的倾向”，还是“超稳定结构”，都不同于“停滞的帝国”这一常见表述。李约瑟特别指出：“事实上，‘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那纯粹是西方的误解。传统中国社会显现出一种持续的总体进步和科学进步，只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被指数式发展的现代科学迅速超越。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中国社会是自动平衡的，但绝非停滞不前”（189页）。
李约瑟本人明确反对像任鸿隽、冯友兰等人那样单纯从人心、哲学上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发生科学革命，他说：“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177页）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殊状况，李约瑟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相应地，中国在这些等方面并不具备相似的因素，反倒存在着抑制性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欧洲实际上是一个群岛，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些传统以海上贸易和统治小块土地的军事贵族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自己不能生产的商品，尤其是丝绸、棉花、香料、茶叶、瓷器等等有持续的欲望”，而中国是一大片连起来的农耕陆地，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丰富的资源能实现自给自足，向外求取的动机并不强烈（109页）。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方面的。他相信，欧洲的科学革命以及一系列的社会变动，最终要落实到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现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消失，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
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27、28页）。尽管他不同意魏特夫在后期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一切权力滥用都归咎于官僚制度，但他认同魏特夫早期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官僚制度的论述，“中国历史上公共工程（河流控制、灌溉、运河开凿）的空间范围一再超越了个体封建诸侯或原始封建诸侯的领地界限”，“水利社会总是倾向于中央集权，也就是用官僚制度来统治遍布各地的‘部落’乡村”（189页）。中央集权虽然有助于对某些科学领域的发展提供国家支持，但是官僚主要由儒家知识精英充当，“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不仅使逐利的商人处于边缘地位，“君子不器”的价值观也使科学家和工匠处于附属地位，“中国文明中绝不可能出现一种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秩序”（183页），其结果是“即使是富商人家的孩子，其唯一志向也是做官”，“商人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在国家中的那种权势和影响力”（27页）。
第三个因素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上的，这在该书最后一篇论文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李约瑟指出，“正如尘世的君主颁布了实在法让人们遵守，天界至高的理性造物主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让矿物、晶体、动植物和星辰遵守”（280页），这一源自巴比伦和希伯来的自然法传统，为基督教神学所继承，启发了诸多基督教背景的科学家去寻找“上帝赋予自然的法则”，促成了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的形成，进而对现代科学的兴起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传统中国几乎完全没有产生过机械宇宙观，而一直秉承有机宇宙观，“万物之所以能够和谐并作，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于它们的最高权威在发布命令，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各个部分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样式，它们服从的乃是自身本性的内在命令”（309页）。中国人不是不相信自然之中有秩序，而是不相信自然秩序是由一个理性的立法者规定的，从而也就“不认为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来破解或重新表述”（25页）。因此有机宇宙观并不鼓励数量化的观察和解释，也不能促使形成牛顿范式的机械宇宙观。李约瑟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欧洲中世纪法庭曾多次对动物做出审判和刑事起诉，比如判处产卵的公鸡犯了“令人发指的违反自然之罪”而处以死刑；而在中国，公鸡产卵这样的异象只会让人们视为上天的“谴告”，地位被危及的将是皇帝或地方官，而不是产卵的公鸡。他说，伴随着宇宙演化论、生物演化论和社会演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已经重新回到了有机论世界观，“但谁能说那个牛顿阶段不重要呢？”（309页）事实上，李约瑟觉得那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道家“在未奠定牛顿式世界图景的基础之前就在摸索一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景”，而“科学沿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294页）。
回答仍在继续
李约瑟的解释，定然不会是最终的解释。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比李约瑟的回答更有名、更持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并未获得盖棺定论式的最终解释，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仍复不少，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举例来说，艾尔曼2005年出版的OnTheirownterms：ScienceinChina（中文版《科学在中国（1550-1900）》，原祖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虽自称不愿“纠缠于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完成欧洲人的创举”，而力图呈现“中国人在其言辞和实践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所表现的对自然研究的兴趣”，但仍处处在回应李约瑟。此外，李约瑟的解释，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隐含着欧洲中心论倾向，大体上，他先是探求欧洲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再在中国历史语境中寻找相似的因素。这样的评论有其道理，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李约瑟在他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不仅以丰富的证据刷新了“中国无科学”的成见，对“中国停滞论”提出了强力的驳斥，他还力图呈现和解释中国相较于西方的特殊性，所以他的工作正是要驳斥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还有人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是正常现象，欧洲发生科学革命倒是一个例外，所以需要解释的是欧洲为什么发生科学革命和近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没有发生无需解释”，恐并不是很好的批评，这等于是要取消比较。任何研究总是需要比较，因为没有比较就不会有参照物，就建立不起坐标系，更不会有庐山之外的观照点。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所以任何意义上的比较，总是在不完全相同的事物之间展开的，只要其差异程度仍然在某一范围之内，有差别的事物之间仍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举例来说，“欧洲为什么发生科学革命”就是把欧洲与其他文明做比较之后才提得出来的问题，甚至有与无也是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李约瑟难题引发的比较研究，大幅强化了我们对中西文明特质的理解。比如说，以有机宇宙论来概括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就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对理解中国人特殊的信仰传统也极具启发意义。
篇三：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未来是难于预测的，这几乎是所有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但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这样认为：“历史就是这样，未来的一切尽管不可预测，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要件却正存在于现在的各种要素之中”（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沉浸于现实种种客观局限中的人们，会说未来难于预测；但纵观故往历史的进程，人们会承认孔飞力的观点是正确的。一部清末挨打史，正是清初历代先皇规划的；而清初几代皇帝的规划，正如许多史学者说的，它承继了封建时代传统“中原之国”明朝的统治成例，是这个“天下”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史学者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积极的史学观认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吸纳了众多的民族文化；但封建皇朝的史实决非以如此单一的面目呈现出来。清朝入鼎中原之际，指责的正是汉文化的“排外”观。清初数以千例的文字狱，大都便是针对了汉民族的“夷夏之辨”。翻一翻雍正皇帝杰作《大义觉迷录》，他正以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之矛攻其博大又排外之盾。百年之后，当西方列强跨海而来之际，曾经被清朝异族统治者斥责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再一次成为了所谓“满汉同治”官僚体系攻击“西夷”的牙慧。说清朝上层统治者多么相信夷夏之辨，就其入统汉民族的传承观而言，是值得质疑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倒是真实的。从清朝初期的“以汉制汉”到清朝晚期的“以夷制夷”伎俩，是一种传承的羁縻策略。对于后者，义和团时期的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信函中曾以不屑的态度说：和我们玩这一手，正是找正了对手。从这种渐变的轮回中，后人应该觉悟到，它决非是所谓夷和夏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是这个“天下”的治权即游戏规则问题。 清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现代学者称为“其实质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此言概括了落后封建皇朝时代“大王”的性质。这种对“大王”的定性，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皇帝也攸关国计民生；有人认为：废话，不关国计民生如何统治？但根本攸关的是唯我利权。中国历史社会任何“军阀”几乎都没有留下好名声；但专门研究“军阀史”的学者却持有这么一种观点：军阀之所以能成为一方霸主，没有一定的伎俩和智慧，是万难成为军阀的。这其实正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有着共性之处。唯一的差异，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康雍乾三朝作为“盛世”，由民国初年几位清朝遗老编撰的《清史稿》定调而载入史册。但现代有近代史学者揭示，它是指皇朝权力层面，而非指现代概念中的社会方方面面。康雍乾盛世所表达的权力概念，实质与清末慈禧太后擅权所谓“同光中兴”表达的从汉臣手中夺回太平天国造反时失去的清廷地方政权与军权，是同一个意思。中国社会有一种“兴、盛、衰”周期循环的历史观，但是，如果“盛”之后导致的结果是“衰”，那么这种“盛”是值得打上疑问的，或者是片面而具有假象的。有学者著作说，乾隆朝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出衰象，而这种衰象，仅是乾隆皇帝这位“十全老人”一人失误造成的吗？不会的，是康雍“盛世”时代早已埋下的伏笔。
乾隆朝是西方国家商贸团第一次来访时期，即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抵华。对此，乾隆皇帝承继了康熙皇帝傲视西方的对外策略：排拒。“正
是因为这次远行，英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曾经被伏尔泰等个别启蒙思想家捧上天的神秘国度的真相，发现了它在华丽的外衣下面的真实底色”（同上书）。访问团副使斯当东这样描述他沿途所见：“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这样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都完了。”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说：“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上。”
这种文字记述，以现代社会概念，很难说明那是一个“盛世”。史载中的“盛世”观，是封建落后旧观念局限下的落笔与定调。
可以这么总结，民族纠纷与冲突是始终贯穿于整个清朝的一条主线。前半期是汉民族与入主的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后半期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欧洲民族的矛盾。历史学家吕思勉说：“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八种》）。就是说，有清一朝纠缠于国内外的诸多民族矛盾之中，清廷自己国内的汗水都没有揩干。
假如说近代始点鸦片战争以后历代清帝和官宦没有处理好这种民族冲突，那么乾隆盛世时期的乾隆皇帝，又是怎样处理中外矛盾的呢？
清朝前半期曾经历了海禁（因反清的郑和占领台湾）、四口通商、一口通商的对外交通过程。而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正是由一起著名的外贸纠纷“洪仁辉事件”引发的。
洪仁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同时又是大清国这个经商地的华语通。由于长期以来广州海关税收制度混乱，搞进出口生意的外商不堪当地行商和官员的索贿行为，1759年，他们委派精通华语的洪仁辉北上京城告御状。据说洪仁辉一路行贿才使告状信到达了“天庭”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是如何处理这个案子的？一，惩处了一批广州海关官员和行商：名声太臭了！二，把外商洪仁辉逮捕入狱，罪名有三：一，违反禁令；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三，学习汉语。其实，违反皇朝禁令足以包括全部罪名，之所以把这条列入，它的判罪思维，是抓住了天朝上国观这种“政治”高度而可置人于绝地。第二条是符合“天朝”礼仪秩序的。在传统的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中，提意见只能逐级上达，“官大一级压死人”正是这种“秩序”的产物。传统的中国，权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财富与财富决定地位，构成了那个社会的中西思维差异。财富再多，你也只是末等的奸商（尽管可以行贿、可以官商勾结，因而有买官的史实），洪任辉以为财富多就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了吗？这便是“不适当”的含义。第三条罪名，会使现代人十分惊诧。不知是力求满族官员掌握满文的清朝统治者的妒忌心理，还是捍卫汉语的心理，但唯我独大的“天朝”排外观是肯定的。洪仁辉事件以后，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外商告御状只落得了相反的结果。
假如历史人物可以倒置，清末几代皇帝处于清初，而清初几代皇帝处于清末，会改变这种清朝衰亡的历史变化吗？不会。尽管笔者这种观点可能有一概而论而失之偏颇的嫌疑，但流传于自古至今的中国常用语“生不逢时”命运观可以作为佐证；更有“七分天意、三分人为”这种暗喻了事物变化规律的传统神秘史学观
可以作为佐证。回到本文开头的“预测”观，这是因为清初现实中的各种统治要素，构成了清末政权衰亡的必然要件。
《停滞的帝国》出自：免费论文网链接地址：http://m.lwlwlw.com/show/157246.html 转载请保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