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课文是作家肖复兴在1992年为了纪念叶圣陶先生写的回忆文章
课文是作家肖复兴在1992年为了纪念叶圣陶先生写的回忆文章。回忆1963年叶圣陶先生给“我”批改作文，并请“我”到他家做客，使“我”受益匪浅的成长经历，表现了叶圣陶先生对文一丝不苟、对人平易真诚，堪称楷模的文品和人品。
篇二：叶圣陶 课文只是个例子
例子说”：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是一种代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方向的民族的科学的语文教育理论，也是一门最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学科教育学，在叶圣陶整个教育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叶圣陶先生一生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在语文阅读教学研究方面，造诣很深，提出了系统的教学理论。他对语文教材、课文有着精辟的阐述，给中国语文教学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教学经验。叶老1978年3月在北京语言学科规划座谈会上作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讲话中指出：“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他还多次提到“课文无非是例子”“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叶老认为，语文教材是从学生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读物中举出来的“例子”或“样品”，学生如果能够读懂这些篇章，也就能去阅读同类的东西，这是它的示范功能和迁移功能,我们可以把这些相同、相似的见解称之为“例子说”。
叶老的“例子说”揭示了语文教材的性质和教材编写的原则、标准。教材是教学思想、教学目的的体现，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制约着教学方式、方法的选用，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又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所以,选择“例子”,运用好“例子”,发挥好“例子”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例子”的标准：文质兼美 典范之作
什么文章可以作为“例子”？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例子”有什么标准呢？这儿的“例子”是指一篇篇文质兼美、具有语文教育功能、典范的文章或文学作品。语文教材就是由一篇篇范文——“例子”组成。这些文质兼美、脍炙人口的典范文章，要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还要适合教学。要科学合理，分量上恰如其分，要适应学生实际，操作上方便教师教学。叶老多次强调语文教材的选择标准，要从众多同类读物中精选，学生能够读懂这些“例子”或“样品，也就能去阅读同类的文章，具有举一反三的作用。
“例子说”是叶老对语文教材的科学定位，也是他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科学的教材观念就要求实施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方法，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教学内容，并且转化为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叶老认为，“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这就表明，叶老的语文教材“例子说”是他“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一语文教育思想必然体现。把“课文”称为“例子”、“样品”，并强调：“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选本的阅读是举一，推到其他东西的阅读是反三，一贯的目的在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由此可见，“例子”、“样品”很重要，作为教材的编者应把好选材关，要达到 “例子”、“样品”的标准，真正起到“举一”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教材种类很多，国家、地方的都有，好的不少，既典范，又有代表性、时代性，还便于教学。但也看到有的教材选的篇目不典型，不规范，作为学生一般了解是可以的，但作为“例子”、“样品”，就显得不够格，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可以放进课外读本中。在今后的教材编写、修订中应按标准选择“例子”。
“例子”的教学：明确目标 教有所得
从理论上分析，语文教材中的一篇篇课文，思想内容好，表达形式佳，堪称“例子”、“样品”，能够为阅读教学提供诸多方面的原料。“例子”是具体、典型的材料，从具体典型的材料出发，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由于语文训练
内容、项目的丰富和多样，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又似乎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针对这种情况，叶圣陶先生曾批评过：“我们以为杂乱无章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是从来国文科教学的大毛病。文章是读不完的，与其漫然的瞎读，究不如定了目标来读。”
有了好的教材，提供了“例子”、“样品”，教学时如果无目标或目标不明确，就会严重制约着语文教学功能的发挥，影响着语文教学效果。“例子”也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叶圣陶所说的“目标”是从语文技能层面而言的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语文教学基本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年级目标、学期目标、单元目标的实现，而其决定因素是课文教学目的的完成。明确语文教学目标，这是语文教学科学化的保证。对每篇课文而言，讲什么、练什么必须受制于整个语文教育目的系统，必须在明确课文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才能谈到科学地教、高效地学，也才能使学生真正地有所收获。
语文学科要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在阅读、写作训练中，在分析、解决问题过程中获得的。因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就必须从具体“例子”出发，结合课文进行，以本为本。叶老告诫我们：“国文教学的目标，在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养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这些事不能凭空着手，都得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就是课本或选文。”针对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叶老特别指出：“教师教语文，无非是引导学生练习看书作文的本领，主要一步在透彻理解课文。而所谓透彻理解，须反复玩味课文，由字句章节而通观全篇。作者的思路，文章的脉络，都宜求之于本文，不宜舍本文而他求。”
这里必须强调，语文教学时，要注重 “例子”的个性特色。作家的创作个性、艺术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作品内容、艺术上的特色是作品的魅力所在。“例子”都是优秀、典型的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章，值得仔细鉴赏的东西是多方面的，能给学生发展提供多种可能。同时语文教学承担着塑造学生精神世界、丰富和发展学生个性的独特使命。但是，“工具性”是语文的基本特点，语文教学的着重点应该是语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因此，在明确课文教学目标的前提下，应把作品的特色作为教学的重要方面。
总之，语文教学，必须立足于“例子”，明确目标 教有所得。在学习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等方面确有成效。
“例子”的辐射：广泛阅读 迁移提高
我们知道，语文课本很重要，语文教学更要讲求实效。我们要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增强语文能力，语文教学时必须立足“例子”，但又不能死抠“例子”。因为课文只是“例子”，若限于课文，即使你钻得深而透，也还是这一片视野，这一点信息。比起浩瀚的语文海洋，它也只是沧海之一粟。“例子”也很重要，但“例子”教学是手段，培养语文能力是目的。因而，语文教学要重视“例子”，但不能满足于“例子”，不能停留在具体知识的理解和传授上，应把掌握知识的方法和规律教给学生，并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获得更多的知识。我把它称之为“例子”的辐射。
同样，课堂教学也只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手段，它也不是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课堂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借助“例子”，综合提升。实现课内向课外的迁移、学习向生活的迁移，这就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提高素养。
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课外阅读习惯，这历来是叶圣陶语文教学的基本思想。他把语文教材视为学生课外学习的基础，要求教师从教材出发，用“例子”中学到的阅读能力，尽量推广、扩大，落实到课外广大的阅读天地。他说：“精读文章，只能把它认作例子与出发点；既已熟习了例子，占定了出发点，就得推广开来，阅读略读书籍。参读相关文章。”这种书籍，这种文章，主要是指课外读物。因此他强调“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他说：“阅读要养成习惯才实用，所以课外阅读的鼓励和指导必
须配合着教材随时进行。换句话说，课外书也该认作一项教材。”通过教材，带动学生广泛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习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这确实是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一定要以此为目标，付出艰辛的劳动，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篇三：怀念圣陶先生
怀念圣陶先生
吕叔湘
我认识圣陶先生是在成都,1941年春天的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那时候我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圣陶先生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教育科学馆计划出一套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参考书。其中有一本《精读指导举隅》和一本《略读指导举隅》,是由圣陶先生和朱佩弦先生合作编写的。计划里边还有一本讲文法的书,圣陶先生从顾领刚先生那里知道我曾经在云南大学教过这门课,就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答应写这样一本书。
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的形象全不一样;一件旧棉袍,一把油纸雨伞,说话慢言细语,象一位老塾师。他说明来意之后,我答应试试看。又随便谈了几句关于语文教学的话,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圣陶先生从乐山搬来成都不久,住家和办公都在郊外。过了几天,他让人送来一套正中书局的国文课本,供我写书取用例句。
大约半年之后,我写完了《中国文法要略》的上卷,送给圣陶先生审阅,那时候他已经把家搬进城里了。后来开明书店设立成都编译所,就设在圣陶先生家里。圣陶先生一直在主持《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跟宋云彬先生合编《国文杂志》,他邀我给这两个刊物写稿子。我的《文言虚字》、《笔记文选读》、’《中国人学英文》以及《石榴树》(即《我叫阿拉木》)的译文,或全部,或部分,都是在这两种刊物上发表的。因为送稿子到圣陶先生那里去,也就常常留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看圣陶先生看稿子。圣陶先生看稿子真是当得起“一丝不苟”四个字,不但是改正作者的笔误,理顺作者的语句,甚至连作者标点不清楚的也用墨笔描清楚。从此我自己写文稿或者编辑别人的文稿的时候也都竭力学习圣陶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赶不上圣陶先生。
写《中国文法要略》以及《文言虚字》等等,是我对学术工作的看法有了变化的表现,哪是因哪是果可说不清。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我自己思想中本来就有这个倾向,我在那里工作的研究所的主持人更是十分强调这一点。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个故事。1949年初,开明书店收到魏建功、萧家霖等几位先生从北平寄来的编字典的计划,圣陶先生认为这个计划很好,复信说开明可以接受出版。这就是后来由附设在出版总署内的新华辞书社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时候圣陶先生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新华辞书社并没有解散,圣陶先生打算让这个班子继续编别的辞书,并且希望建功先生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继续领导辞书社的工作。建功先生不肯,态度很坚决。后来有一天圣陶先生跟我闲谈,谈起这件事,他说:“难道在大学里教课一定比编字典的贡献大吗?”现在建功先生和圣陶先生都已经作古,我也不需要保密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圣陶先生一家随着开明书店由长江出川回上海,第二年我也随金陵大学回南京。为写稿的事,也时常有书信往还。1947年,圣陶先生约朱佩弦先生和我参加高中国文读本的编辑工作,我建议把语体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成两套,他们两位都同意。到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的胜负已成定局,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很多人家避居上海,我也扶老携幼投奔开明书店。我在开明书店工作了一年有余,认识了章锡深、王伯样、顾均正、徐调孚,贾祖璋、周振甫、唐锡光等“开明人,’,也多多少少感染上了那难于具体描写却确确实实存在的“开明作风”。圣陶先生不久就去香港转道去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第二年我应清华大学之聘也来到北京。虽然住得不近,也还时不时有机会见面。1951年2月,我母亲在上海去世,我奔丧回南。回到北京,家里人告诉我,圣陶先生找过我,说有
要紧事儿。我去了才知道是要写一个讲语法的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主要是供报刊编辑以及一般干部参考。发起这件事的是胡乔木同志,他曾经问过语言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不愿意承担,才找到圣陶先生,圣陶先生说可以找吕某人试试。这就是《语法修辞讲话》的由来。这件事在我的生话中形成又一个转折点。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时候,我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做语法研究工作,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兼任一名副总编辑(圣陶先生是社长),照料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如果没有《语法修辞讲话》这件事,很有可能我会跟着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京大学,或者调到别的大学去。
《语法修辞讲话》给我惹出许多事儿。首先是到处邀请做报告,其次是回答纷至沓来的读者来信。过了几年,好象没事儿了,忽然有一天接到圣陶先生一个电话,说是某方面的指示,要写一篇批判《语法修辞讲话》的文章,并且点名要圣陶先生写。圣陶先生在电话里说,这篇文章他不会写,“解铃还是系铃人,还是请你勉为其难吧。署名当然还是署我的名字。”这可把我难住了。对于《语法修辞讲话》我也不怎么满意,可是我的不满意跟那位不知道名字的发指示的同志的不满意,大概不是一回事。所以这篇文章很难写,既要让考官满意,也得让挨批者不太难堪。好在已经过多次政治学习,如何发言才算“得体”已经多少有些经验。饶是这样,一千多字的文章还是写了一个星期,登在《人民日报》上,也不知道命题人是否满意。
《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引起了一阵“语法热”,一两年内就出版了十来种语法书。圣陶先生大概也看过几种,好象都不满意,有一天跟我说“能不能写一本不用术语的语法书:,容易懂,而且实惠?”我说:’’不用术语恐怕办不到,少用几个,象`名词,、`动词’、`主语’、`谓语’等等,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实惠,也就是对说话、作文有帮助,那就更难了。”圣陶先生当然没有叫我试写,我可偷着试过好几次,都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我希望有人能满足圣陶先生这个遗愿。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照料初中汉语课本的编辑工作,当时的计划是要把汉语和文学分成两套课本的。实际工作是张志公同志负责,但是我得认真审读,提修改意见。这套课本仅仅试用两年就不用了,汉语和文学又合流,恢复原先的语文课本的编法。这时候我已经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职务,但是圣陶先生叮嘱我好好审读新编的语文课本。不久,我在语言研究所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初稿陆续出来.圣陶生先和朱文叔先生都是审订委员会的委员,也只有他们二位认真提了些修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
圣陶先生和王伯祥先生是幼而同学,长而共事,交情很深。伯祥先生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家里很寂寞,圣陶先生常常去看望他,有时候乘公共汽车,有时候步行。二位老人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我也过些时候就去看看圣陶先生,尽管没有多少话要说。
叶圣陶先生不是以书法知名的,可是书以人重,来求墨宝的还是很多。我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得到他一副篆书短联。1976年有人送我两张高丽棉纸,我拿去请圣陶先生给我写点什么。他写了两首诗送我,是楷书写的。
华西初访犹如昨,既接清芬四十年。邃密深沈殊弗逮,斌存虚愿欲齐贤。并臻信达兼今稚谓使用现代语,译事群钦夙擅场。颇冀移栽名说部,`卑因橡笔得深赏。
这里既有溢美之辞,也有勉励的话,希望我翻译外国名著。我又何尝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
但是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也就顾不上了。
在这以前,圣陶先生也曾经在我女儿吕霞写的《在抗战中度过的童年》的前边题过一首《洞仙歌》,那些短篇是原先发表在《开明少年》上,后来剪贴成册的。
华西初访,记见垂髻觑,小试文心不吟絮。叙离乡,辗转汉浦湘奉,更绕道遥傍滇池侨寓。晨曾摊手稿,开载于今,重读依然赏佳趣。观感本童心,暗喜轻愁带幽默,时时流露。待掩卷津津味徐甘, 却不免追怀西南羁绪。
1977年8月,谢刚主(国祯)先生发起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邀请圣陶先生、唐搜同志和我同去,圣陶先生由至善世兄随侍,唐恻同志和我也都有家属陪同。那时候避暑山庄还没有正式开放,游人很少。我们住在文津阁楼下,非常清静。早晚在松林中散步,虽少花香,不乏鸟语。尽管只住了一个星期,但是来去自由,没有多人迎送,也不要讲话和应酬,圣陶先生
心情很舒畅,后来还屡次提到。第二年夏天圣陶先生参加政协的视察组去四川,路上患病,回到北京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健康大受影响。这以后,除1982年到烟台作短期旅行外,就没有再出京了。
我最后一次晤见圣陶先生是1987年9月8日。这一年他的健康情况比较稳定,那一天正好有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邹健东同志来给圣陶先生拍相片,也给我们两人拍了一张合影,圣陶先生兴致很好。H月17日上午我去看望圣陶先生,他因为晚上没睡好,早餐后又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至善有事出去了,我跟满子说说话就出来了。后来我自己闹病,住了一程子医院,回家休养,一直想去看圣陶先生都因循未去。有一天张志公同志来看我,说起圣陶先生,他说他也好久没去看望了。我们相约过几夭去看他老人家。又过了几天,志公在电话里告诉我,圣陶先生又住院了。最近几年,他常常住院,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打算过些时到医院去看他。二月十六日早晨,志公同志来电话,说叶老去世了,我后悔没早去医院。第二天我自己患感冒躺下了,追念往事,做了一副挽联:
交情兼师友,四+八年,立身治事,长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万字,直言曲喻,永溉后生。 也只是在心里念道念道,没有写出来送到民主促进会举行的追思会上去。下联是天下的公论,上联却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可是我相信,象我这样受过圣陶先生言谈的影响、行事的感染的真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怀念叶圣陶先生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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